鲁案谈判 移师北京
外交部,大屋顶群落中一座西式平顶建筑――鲁案谈判的接力棒将交谁人之手――王正廷出任鲁案善后督办――撤兵,先打他的软肋――6个字的题目:先撤兵,后谈判――上报外交部和司法部的调查结果――吃人的鬼子票――日本人太迷信旗徽上那轮旭日所象征的“武运长久”――胶济铁路日军撤兵的时刻表摆上桌面――鲁案善后的第一颗钢钉终于撬起――胶济路上的落日时分――中日双方排定北京谈判阵容――一纸纸聘书和委任状从委员会的大门口飞驰京华各处――唐在章提醒王正廷:你得格外留意小幡――北京谈判排出时间表
北京。外交部。
清晨,阳光的金屑覆盖了这座花木掩映中的西式平顶建筑,高大的落地窗,线条流畅的罗马柱,使人很难把它和十几年前与紫禁城一起关闭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联系到一起。但如果退回到外交部的正门,一切又显得那么顺乎自然:“中外?福”的御笔横匾不见了,拖长辫的弁兵换成斜披武装带的警卫,依然是朱漆大门,碗口粗的门钉,虎贲衔牙的门环,门前的4根龙柱返照着“天朝上国”的威仪……在这个大屋顶的群落里,这座西洋风格的平顶建筑多少显得有点格格不入,仿佛被拼装错了的贴画,但岁月却给了它一个不同寻常的“景深”,中国近代外交史上一些重要的特殊时刻,大都留在这座西式平顶建筑中一段缘源,使它成为世人关注的地方,重掩的窗帷背后似乎隐藏着无穷的秘密,一页页历史积淀成?下的青苔紫藤,看庭前花开花落,云卷云舒……
时间翻到1922年3月,又到了一个重要的特殊时刻。华盛顿会议闭幕以后,鲁案谈判移师北京,姗姗走进外交部的这座西式平顶建筑,中日北京谈判升起战幕。
鲁案谈判的接力棒将交到谁的手上?外界在纷纷猜测。作为“修约外交”的代表人物顾维钧和施肇基最先被排除,因为两人身兼驻英、美公使的要职,而且顾维钧还兼驻国联的中国代表,施肇基在华盛顿那边也需盯紧《九国公约》签订后的一些具体事项,华府会议闭幕一个月过去了,美国承诺组织的治外法权调查团至今仍姗姗未动,《九国公约》内容过于笼统,遗留的麻烦不少,施肇基徒唤分身无术,哪敢须臾离之?
华盛顿会议的结局并没使中国人感到欢欣鼓舞,当时多数人的心理可以用8个字来概括:差强人意,喜忧参半。不少人认为,华盛顿会议主要围着美国转,中国得到的太微乎其微了,甚至认为华盛顿会议带给中国一个尴尬的处境,使日本对中国的侵夺得到某种程度的认可和法律的庇护,以会议最后形成的《九国公约》而论,似乎给了中国一个“自由宪章”,却没给实施这个“自由宪章”提供任何保证。而且,美国自身对执行《九国公约》并不积极,来华进行治外法权调查一事,美国早有承诺,然而却一直迟迟不动,连调查团首席代表赛拉斯?H?斯特朗也一再指责国务院的拖沓作风,这件事,使人们对贯彻《九国公约》的前景预期变得很不妙。
只有中国人能解决中国的问题,并且要以中国的方式来解决它。当人们普遍对华盛顿会议的寄望感到怅然若失时,这种呼声便日益强烈而急迫,盖过了一切无谓的空谈和怨艾,然而,天将降大任于谁也?这时,人们不由想起了王正廷。
王正廷,字儒堂,浙江奉化人,曾任广州军政府外交次长,为中国出席巴黎和会全权代表之一,著有《中国近代外交概要》,提倡强国强兵、针锋相对的“革命外交”,在拒签巴黎和约时已初展头角,以犀利、刚决的硬派作风蜚声外交圈。此时,王正廷位居国会副议长之职,在北京政坛上十分活跃,论资历,论才干,出掌鲁案谈判的中方领衔人物非他莫属。
果不出人所料,不久,政府内阁颁令,委任王正廷为鲁案善后督办,山东省省长兼督军田中玉为会办,会同办理鲁案善后事宜。督办,是个位同内阁总长的特任官阶,虽然名其曰“善后督办”,但实际上,鲁案谈判在华盛顿走过81个日夜之后,远远没有到达“善后”阶段,王正廷接手的,虽然名曰“善后”,其实是边缘谈判的继续:胶济铁路由中国赎回,胶澳盐田由中国赎回,青济无线电台由中国赎回,赎,赎,赎,赎价几何?土地公产由中国收回,青岛海关由中国收回,海底电缆由中国收回,收,收,收,怎一个收字了得?日军6个月内撤尽,却压根儿没排出撤兵的日程表,到时如何撤得了?所以“善后”只是换一个谈判题目而已,谈过之后,落墨之后,才谈得上“善后”,否则“善后”不可能善终。想到这里,王正廷顿感到肩头沉甸甸的,在他看来,《解决山东悬案条约》尽管已然落笔生根,条约上的11节、28条,条条是铁,字字是钉,但鲁案这本大书却仅仅翻开了“卷首语”,后面的戏本更加佶屈聱牙,晦涩难解,也许正如一位哲人所言:一个结果胜过100个开始。
又一个不眠之夜过去了,王正廷在为“鲁案善后”寻找一个恰当的开始。
有人提议趁热打铁,先谈胶济铁路,有人说青岛公产问题最为挠头,先挑硬骨头下口;还有人说青岛接收事大,民众最为关心,应早为之谋,王正廷一概未置可否。恰在这时,顾维钧返京,在总统府的一次聚会中意外邂逅。王正廷问他对鲁案善后的看法,顾维钧不假思索地说了两个字:撤兵。这恰好和王正廷的想法不谋而合,王正廷不由击掌一笑:好啊,先打它的软肋!
两天以后,现为日本特命全权公使的小幡酉吉在铺绿绒布的谈判桌前落座时,顿觉似曾相识,仔细端详一番之后,他惊讶地发现,今天的谈判竟然和7年前的二十一条谈判安排在同一个会议室,甚至是同一张会议桌!这其中的用意自然是再明白不过了。
王正廷:这间会议室里的一切布置都保持着7年前的老样子,仿佛一段记忆凝固在这里,公使先生想必有些眼熟吧?
小幡:我很敬佩督办先生的用心良苦,它使我想起了7年前的那次谈判,一切恍如昨天,只是谈判的题目变了。
王正廷:一切偶然与巧合中似乎都暗示着某种必然――不过,这不至于影响我们彼此的心情吧?
小幡冷笑一声,故作轻松地说:那好,今天我们选择什么题目谈判呢?督办先生请我们来,总不会象7年前陆总长那样不厌其烦地请我们品尝碧螺春吧?小幡拿来回击王正廷的这段往事,是陆征祥当年拖延二十一条谈判时支的一招,每次谈判中,陆总要人不断地献茶,以拖延战术对付日本人,搞得日置益只得一遍又一遍练习中国茶道。
王正廷正色道:今天,我们要谈的题目并不复杂,只有6个字――先撤兵,后谈判。
小幡:不谈判怎么撤兵呢?
王正廷:我们一再重申,撤兵问题是不需要谈判的,在《解决山东悬案条约》做出日军6个月内撤尽的规定之后,现在的问题只是排出撤兵的具体日程表――
小幡:督办先生未免太想当然了吧,你能拿出这个日程表来么?
王正廷:可以,请给我3天时间。但3天之后,在我们拿出撤兵日程表的同时,公使先生也要把胶济路沿线的兵力布防情况和沿线兵营设备情况提交一份明细说明。
胶济铁路日本驻兵,始于1914年的日德青岛之战。让我们回溯那个战云飞卷的深秋。
9月3日,攻击青岛的2万日军,突然从南距青岛的龙口登陆,横穿胶东半岛。途中,日军每隔数10里,就派兵驻扎,驻兵三、四十人或七、八十人不等,沥沥落落布满400公里胶济沿线。日兵分驻各处,遍布乡里,日兵一日不撤,暴行就一日不绝!
日德青岛之战的硝烟还未散尽,外交部和司法部就派出专员前往山东调查日本军队暴行,据上报二部的调查结果称:
……于本年十月二十六日驰赴该省,因日军经过地方,区域颇广,先从潍县着手调查,由潍县而高密、胶县、即墨、平度、黄县、掖县、招远、昌邑、安邱、昌乐、益都、临淄、历城等县。每至一处,均亲自下乡,前赴被害地点,勘视一切,并传集案中人证,详加询问。自未经报案得自风闻者,亦皆详细访查,务勘翔实。计所经地方,凡一十四县,所查案件,有三十五起,就中以人命案件最居多数。
调查中列举山东百姓遭受日军荼毒戕害的种种惨状,令人怵目惊心,仅择其要节录一二:
一、关于杀伤事件:此次日军经过地方,往往以筹备粮食车辆,自赴附近村落,沿途征集。兵队既散入乡间,各种横暴,自所不免……综计人民被杀伤毙命者,有二十余人,其致重伤轻伤者,不下四五十人……
二、关于奸淫事件:此次就日兵所过地方,访问乡董、庄乡人等,据其所述,奸淫之事,所在多有……
三、关于财产事件:此次所经各县,财产损失,几于无处无之……
四、关于掳捕放火事件:日兵与人民既生冲突之后,往往回队捏报动辄多人,辄行掳捕,多者数十人,少者数人、十数人不等……甚且因要求不遂,迁怒全庄,燃火引油,烧毁房屋……
战云消散不久,山东地面上突然冒出一种可以取代流通货币的“军用票”,从青岛到济南,从龙口一路到胶济铁路沿线,日军占到哪里,军用票就跟着发到哪里,一时间军用票满天飞,搅得齐鲁大地的钱庄银号叫苦不迭。
占据济南车站后,日军公开张贴布告,用军用票兑换银元,承兑的银元是在日本铸造的,经熔化后分析,成色比市面流通的银元纯度还高,用这种银元兑军用票,是日军在济南推行军用票的先着。目的是用高纯度银元作钓饵来推行军用票。与此同时,胶济铁路沿线售票,非军用票不卖,如没有军用票,票价一元收中国现大洋一元二角,以此类推……一时间,济南市面上币制混乱,军用票纷飞,老百姓怨声载道,叫它“吃人的鬼子票”。
日本在胶济铁路驻兵,等于在中国的脖颈上勒了一道绳索。日本军队以青岛为大本营,在胶济铁路上东来西往,时减时增,把胶济路变成了一架大天平,每移动一下砝码,都要中国政府和人民付出惨痛的牺牲和代价。
日德青岛之战尘埃落定,中国照会日本撤兵,日本不仅“不胜其惊愕,尤不禁其愤懑”,还进而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并随之向中国发出“最后通牒”。
3年之后,北京政府以山东问题换文为代价,换取了日本一个撤兵承诺:胶济铁路沿线的日本军队除济南保留一部分外,全部调集于青岛。北京政府为之付出了惨重的历史代价,为中国外交在巴黎和会上败北埋下了祸根。
然而,北京政府换来的不完全撤兵,并不是真正意义的撤兵,只不过是兵力“调集于青岛”的表象。1年之后,五四运动爆发,济南领全省之先发动“三罢”斗争,日本马上推翻了一年前的承诺,变撤兵为增兵,驻济南的日军突然陡增了3倍,济南西关外,天天有大批日军荷枪操演,呀呀的刺杀耳如闷雷般滚过泉城――
日本人太迷信旗徽上那轮旭日所象征的“武运长久”了。一位守备军军官说,帝国的士兵撤退山东,意味着帝国事业在东亚的衰落――这一天终于到了。
3天后,胶济铁路日军撤退的时间表,连同驻军布防、营房设备的明细说明书同时摆上议程。
小幡阴沉地盯着王正廷布满血丝的双瞳,无奈地摇头耸肩,他随手翻开日程表浏览了一番,那上面的规定时间已经精确到日。
王正廷:胶济铁路沿线日军撤兵的区域,包括青岛原德国租借地以外、女姑口车站以西的胶济铁路干线和支线。沿线撤兵,象挤牙膏一样由西向东按三大段推进,这三大段的划分大致和铁路目前的管辖区相一致,具体的时间和区间是:济南――张店――博山为第一区,4月10日前撤毕;湖田――黄旗堡为第二区,4月20日撤毕;?山――女姑口为第三区,4月30日撤毕。何时启动?我们不规定上限,但下限是定死的,而且每10天撤完一个区也是定死的。在胶济铁路没有交接之前,撤兵的运输问题完全由日方负责。另外我申明2个问题:第一,济南无线电台的通讯兵,和第一区同时撤退;第二,济南无线电台于撤兵后,即4月10日停止使用。
小幡:我方驻胶济铁路的布防情况已经提交了明细说明,中国巡警接管胶济铁路的方案也应向我方公开一下。
王正廷:中国巡警接管胶济铁路的区间和时间与日方撤兵同步,以免出现布防真空。在小幡公使给我的3天规定时间里,内务部已经对胶济铁路接警问题作出安排,由北京警察保安队选派京师警察厅督察长景林担任胶济铁路警察处长,并从警察保安队抽调590名巡警随景林一起接管胶济铁路警务。至于护路巡警所需经费,我已通过田会办和青岛总商会达成协议,商借10万元用于中国巡警接管胶济铁路,公使先生认为还有什么欠妥之处么?
小幡忙说:对于督办先生的决断和工作效率我十分钦佩,不过,撤兵的时间上限虽然没作规定,但实际上卡得太紧,能不能稍缓一步?
王正廷答得干脆:稍缓一步可以,但正式谈判的时间必须随之下延,我已声明在先;先撤兵,后谈判,这条原则不能变。
小幡:再有,济南无线电台还兼民用,撤得太突然,会使当地日侨感到诸多不便吧?
王正廷:撤离客邮都将成为事实,所涉及的并非日本一国侨民,更不必说军用电台了。日侨今后的电报业务可以转往当地中国邮局去办。这些属于在华盛顿谈论的题目,还要在这里再议吗?
小幡再也无话可说。接着,双方签订《关于胶济铁路沿线之撤兵协定》。
鲁案善后的第一颗钢钉终于撬动了。
从4月10日开始,中国巡警踏着日军撤兵的节拍,迈上400公里胶济路,沿线日军依次踏上返国之路。按协议规定,日军驻铁路沿线的兵营留备中国巡警使用,尽管日兵带不走铁打的营盘,但他们再一次施展出惊人的“啄米术”,把兵营扫荡净尽,凡能挪动的全部打包运走,带不走的也留下了几处泄忿的痕迹,这些返国的日本巡警一路走来,更象一群群腰挎肩扛、车拉人抬的辎重兵,在胶济路上留下一行行膨胀着罪恶和贪欲的鬼魅身影……
当?山――女姑口段撤退的日兵钻进密闭的货厢时,四野暮合,晚炊袅升,已是胶济路上的落日时分。
按照《解决山东悬案条约》规定,条约签定4个月之内,中日双方应在北京互换经国会批准的正式条约文本,谓之“换文”。换文之后,条约立即生效,鲁案随之转入“善后”阶段,为此,中日两国政府“各任命委员三人,共同组织一联合委员会,与以商订执行详细办法之权。”这个“商订执行详细办法”,便是整个北京谈判最后产生的《山东悬案细目协定》和《山东悬案铁路细目协定》中“细目”两个字的来历。
日本政府很快排出日方委员会名单,全权公使小幡酉吉任委员长,青岛守备军民政长官秋山雅之介和大使馆参事出渊胜次任委员。
这时的北京政局动荡不宁,正值两个总统走马换班之际,徐世昌下野,黎元洪登台。在政坛大起大落的夹缝中,内阁于6月7日宣布,特派王正廷为鲁案中日联合委员会的中方委员长。同时,委派何宗莲、唐在章、徐东藩为中日联合委员会第一部的中方委员;劳之常、陆梦熊、颜德庆为第二部中方委员。联合委员会预计到鲁案谈判项目的纷繁复杂,所以在委员会之下分设两个部进行谈判。条约规定的青岛行政接收和公产移交、海关、邮电、矿山、盐田等,由第一部审议,谈判内容涉及青岛行政接收手续、土地续租年限、公产偿价、日方保留公产、胶济铁路沿线公产的移交范围及电信设施移交等73个谈判项目,林林总总,纠葛如麻,也称行政委员会。胶济铁路交接,交付第二部审议,谈判项目虽然只有一个,但却是谈判难度最大的一项,也称铁路委员会,下设铁路评价、财政、视察、接收准备等4个分委员会。
中方排出的阵容中,既有军界宿将,也不乏久经砺练的外交干才和资深的铁路交通专才,而且还有相当的“山东缘”,包括后来接任委员的陈干在内,山东籍的委员占了一半。领衔第一部的何宗莲,系军界宿将,早在袁世凯统兵时即任统带,是一位名噪军界的山东籍老将军,现已回山东原籍养老,暮年的老将军已无心坛台斡旋折冲,不久便告病辞职,由两湖巡阅使署顾问、山东籍的陈干接任委员之职。陈干,字明侯,山东昌邑人,早年在日本参加同盟会,追随孙中山先生投身辛亥革命。辛亥年,参加北伐,转战江淮,卓建功勋,民国后任陆军部中将参议,后应吴佩孚之邀延聘为两湖巡阅使署顾问。第一部的另外两位委员都是外交圈内人士,唐在章时任外交部参事,徐东藩是出席华盛顿会议的中国代表团咨议,因为徐既与王正廷有浙江同乡之谊,早年又留学英伦专修国际法,加上华盛顿的外交砺练,所以在第一部的三委员中,徐虽然班次在后,却格外受王正廷的器重。第二部的中方三委员则全部是交通部的砥柱人物,劳之常是山东籍的铁路工程专家,时任交通部次长,坐镇铁路谈判非他莫属。陆梦熊是交通部参事,系交通总长的身边人,对于铁路谈判十分在行。而颜德庆的资历在交通部屈指可数,是留学欧美的铁路工程专家出身,时任交通部技术总监,曾任中国出席华盛顿会议的铁路谈判专门委员,尽管位次居后,但在王正廷心中的份量很重。
和善后督办公署相比,中日联合委员会的摊子要大得多,委员们定编分工,各守一方。第一、第二两个部下面各有四、五个分委员会,仅颜德庆分管的铁路评价分委员会就有24名属员。各分委员会纷纷招兵买马,一张庞大的人事网张开了,各部大员们荐人的条子纷飞而来,王正廷自然少不了一番八方应敷,既要给别人留点面子,也要给自己留足余地,关键岗位他不肯轻易撒手,一时没有合适人选者宁缺勿滥。王正廷上任伊始,一纸纸聘书和任命状雪片般地从委员会的大门口飞驰京华各处,成了暖风杨柳的北京城里一道独特的风景。
在这道独特的风景里,出现了一个日后跻身中国“四大家族”之一的人物:孔祥熙。他和王正廷有留学美国耶鲁大学的校友之缘,并且都专攻法律专业,孔在王正廷的举荐下,当过中华基督教青年会日本分会的总干事,并有了藉此参与孙中山在日本的革命活动的机缘,不久,孔祥熙缘上加缘,和孙中山的秘书宋蔼龄喜结良缘。其时,人称“H?H?孔”的孔祥熙正在山西太原当督军阎锡山帐下的一名参议。因为德、日时期在青岛经营的企事业种类繁多,成为接收的大宗项目,王正廷特别在督办公署内专设了一个实业处,而把实业处处长的位子留给了孔祥熙。公产谈判一开始,孔又摇身一变成了第一部的邮电分委员会的主任。
当时,王正廷的随身秘书姓孟,颇通子平麻衣相术,他殷勤地为孔占了一卦,道是将来贵不可言。至于在“善后督办”任上的王正廷,孟说有相国之命,不过看鲁案善后的势头,孟又说“岁交壬戌,流年不利,怕是有些折腾哩”,王正廷本来不相信子平麻衣之类东西,只顾埋头忙自己的事,不想,卦语中的这番话当年竟然应验了。不过这是后话,先按下不提。
唐在章是领教过小幡的。这位光头短髭的外交官,自从前清戊戌政变那一年起来北京任公使馆参赞,经过十几年外交场上的砺练,俨然一个“中国通”了。之后,小幡因协同日置益交涉二十一条有功,升任公使。3年前,他在陈?代理总长时在外交部闹了一?“闯宫”,给人留下的印象十分恶劣,唐在章对他的评价有8个字:长颈鸟喙,蛇吞狼贪,可算是入骨三分。
北京谈判没开谈之前,唐在章就提醒王正廷:小幡这人凶狠骄蛮,绝不象他外表那付笑容可掬的样子,此人不比你以往习惯打交道的那些欧美外交官,你得格外留意。王正廷听说这话,嘴里未表示什么,心里却有些不以为然:小幡再凶狠骄蛮,比牧野怎么样?3年前在巴黎的一轮逞舌激战,牧野不也败下阵了么?
双方第一次坐到谈判桌前来,小幡果然是满脸堆笑,口中大谈中日亲善,与传说中的小幡简直判若两人,甚至连唐在章也不由一旁暗暗称奇。接着双方洽商谈判议程,小幡宛然一付温良谦恭之状,执意要王正廷来敲定盘子,王正廷当仁不让,率先表态道:本委员长先提个议事原则:鲁案善后涉及较为简易的问题,可由联合委员会直接拍板定夺,较为复杂或者需要调查研究,反复磋商的问题,可由两个部的各分委员会先进行讨论协商,形成专门报告书以后,再提交联合委员会审定,这样便形成分合有序的议事格局:联合委员会――两个分部――各分委员会,整个谈判就不会杂乱无章了。
王正廷话音刚落,小幡马上附合道:山东问题细目繁多,许多问题在悬案条约上只有一些笼统的原则规定,需要逐条细化,因此慎重为上。方才王委员长所提的原则,对整个北京谈判考虑十分周到,令人钦佩之至――联合委员会分为两部议事,开会日程安排宜相对间隔为好,这样各分委员会可有足够的时间进行充分研讨。为此我提议,第一部委员每逢星期一、四开会,第二部委员每逢星期二、五开会,交错进行如何?
在一片融洽的气氛中,王正廷不假思索便应承了。
直到几轮交锋过后,王正廷渐渐识破小幡的“拖刀计”,才恍然顿悟这个拖沓松软的“时间表”已使自己失去先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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