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部风雨归程——收回青岛土地公产

收回青岛土地公产

    大批日本移民登陆青岛，转瞬之间满街遍响木屐声――狄蒙斯惊呼：这里永远再不会成为一个开放口岸了――“专管租界”和“公共租界”――城市版图上出现一个“新租界”――租界圈北进的一道风景――小幡手上拨弄的“十面埋伏”让人越听越真切――返京途中，王正廷巧遇晨报记者李渊泉――日本民政部的“土地整理案”――王正廷担心，善后督办是捧了个烫山芋――小幡甩出青岛公产一揽子作价报告书――公产论价，爆发一场激辩――一种遭抢劫的感觉从王正廷心中升起――剑走偏锋，梁上栋和王大桢赶赴青岛摸清公产家底――大量水分从小幡的报价单里挤出来――1600万偿价终于敲定――本位金之争随之而起――小幡的提案，没在细目协定上落下只字点墨――土地谈判一开场便雷霆大作――小幡快速变换脸谱的本领，使王正廷大为吃惊――半路杀入谈判的陈干，很快显示出作用――唐在章抱怨：把租地权写进条约里，明摆着让人家做棺材给我们睡――陈干力争把“永远租借”剔出草约――30年租期已定，陈干徒唤回天无力

    土地公产问题的无穷麻烦，似乎从日本占领青岛的那一天就开始了。
    日本占领青岛那一年的圣诞节，距离日军进城刚刚一个月，日本驻青岛守备军便四处张贴告示，宣布青岛向日本本土居民开放，由此一股狂热的移民潮登陆岛城。这时，饱经战火荼毒的青岛，还在废墟瓦砾中挣扎喘息，在外躲避战乱的居民还刚刚踏上返乡的路程，日本驻青岛守备军紧接着颁布另一个通告：凡战前的青岛居民，要来青继承房屋财产，须持有足够证件，到守备军军政署核准，方能入城。许多逃难居民的证件毁于战火，无法索回自己的房屋财产，最终落得“鹊巢鸠占”，被迫沦为城市流民……一面是有家难归，强指鹿为三秦马，一面是旧庐易主，翩然来者东瀛客，据当时的海关统计，从日本守备军颁布告示的当月起，日本人乘船来青者达4000余人，从青岛入境的外国人中，日本人占99%。日德青岛之战以前，在青的日本人仅有316人，但到1921年，青岛日侨竟达24511人，几乎占到当时青岛居民的八分之一。
    几乎在转瞬之间，这座城市变得陌生了，似乎被劫持到另一个国度：浪人，红裙队，小贩，毒品走私者从大阪、神户纷至沓来，满街遍响木屐声――中山路上的德文路牌换成了日文，临街的商业旺角转眼被日本人租赁一空；毗邻大鲍岛的东山一带，原本全是土路和庄稼地，转眼之间，山脚下冒出好几条日本商业街，变成日本居留民的中心地带，上百家妓寮酒馆好象雨后春笋般从地下冒出来，日人娼妓多达3000多人。东山脚下，由日本神社的下面折向东北，长长的一条辽宁路，两旁的生意至少有一半挂着日文招牌……
    美国《世界通讯社》的著名记者狄蒙斯一踏上青岛的土地，禁不住惊呼：中国沿海最好的青岛港要完全变成日本的了，以后它永远不会再成为一个开放口岸了！据狄氏的统计，当时日本在青岛设立的资金在100万元以上的公司有81家，总投资达7.1亿元，其中仅1919年新增公司就达37家，也就在这一年，日本人开始在青岛扩张所谓“新租界”。
    “新租界”，是日本驻青岛守备军内部的一种提法，从未对外公开过，许多人不明所以。3年前的巴黎和会上，牧野曾经提出一个“专管租界”，打算把德国经营的青岛区、大鲍岛区连同北大鲍岛区和西大森（云南路一带工商业）统统划拉到日本的“专管租界”名下，以“专管租界”作为交还青岛的条件，但中国拒签使牧野的“专管租界”搁浅了。不久，日本外相内田又抛出一个“公共租界”，说日本愿意放弃“专管租界”，和西方大国在青岛拓建一块“公共租界”。内田心里明白，“专管租界”差不多等于痴人说梦，不仅中国不能容忍这个怪胎降生在自己的国土上，其它西方列强也不甘眼瞅着青岛成为日本的“专管租界”而独享其肥，倒是“公共租界”的提法更聪明也更实际一些，似乎是对美国提议的“五国共管”的友好回应，既不失列强们的面子，又使列强们捞不到多少实际好处――眼下的青岛在日本霸占近8年之后，已没有半点城市隙地，还谈什么拓建“公共租界”呢？拓建的最终结局，也只能在日本人的“专管租界”内兜圈子。
    其实，在牧野和内田轮番鼓噪“专管租界”和“公共租界”的当口，日本人正拼命把青岛的租界圈大举向北向西推进，这股呼啸而起的圈地狂潮吞没了一片又一片城市空间，于是一个新地域概念出现在城市版图上：它叫“新租界”。
    在临街的铺面被日本人租净以后，滚金流银的财富之河――中山路开始北进，往北接上一条堂邑路，堂邑路仍不敷其用，再往北接上一条馆陶路，这条三段式的繁华大街两旁银行林立，洋行栉比，恍如一条华尔街。北进的狂潮卷过市区，从海泊河口迭起新澜，从海泊河直至板桥坊，北部四方沧口一线，是日商6大棉纱厂的一统天下，大康、隆兴、内外棉、宝来、公大、富士一字摆开，惟有一家华新纱厂（华商经营厂家）置身其间，飞扬的煤屑，冲天的烟柱遮蔽了晴空丽日，短衫密扣的青壮劳力，梳辫剪发的穿花布衣裳的女工，炉灰，黄尘，轧轧的机器声成为北进的一道风景。台西，则完全是殖民空间西扩的产物。当狄蒙斯得知这个称作“镇”的地方是从海礁丘陵的落差中“整理”出来时，不由对日本人经营青岛的胃口大为惊异。在台西和市区的交界处，他发现了一块矗在路中央的木牌，用中日两种文字写着“新租界”3个字。据介绍说，日本人是把这里当作一个新辟的工业区来规划的，原本它和城市东端的台东镇同称为“日新市场”，为了避免岐解，后来正式定名“新租界”。据说，日本人所谓“新租界”，在地域上还包括城市最偏西的一个叫“马虎窝”的草棚区。显然，这个“新租界”还停留在跑马圈地阶段。
    日本人嘴里喊着“公共租界”，手上做的却是“新租界”，一虚一实，一表一里，明眼人一看就知。令人不解的是，青岛回归只是个时间问题，这一点连日本人都不再怀疑，“徒唤落日留不住”，日本人为什么还要花这么大本钱扩地置业呢？有一点可以肯定，在“新租界”下桩入土之前，日本人就作好“先予后取”的打算，准备在鸡爪下埋下更多米粒，有朝一日向中国加倍索偿。随着土地公产谈判一天天逼近，小幡手上拨弄的“十面埋伏”让人越听越真切了。

    5月上旬，因为调解直奉派系之间的纠纷，王正廷专程去了一趟洛阳。返京的路上，他意外遇见了晨报记者李渊泉。一进华北地界，车速明显慢下来，因为时不时地给特别军列让道，客车停停开开，到济南站时天已擦黑，王正廷只觉一个熟悉的身影在车窗前一晃，不一会儿隔壁的包厢里便响起一个冲气十足的嗓音，凭这一口半生不熟的混合京腔的山东话，王正廷认出了这位老相识。王正廷和李渊泉早在3年前的巴黎和会时就已相识，当时李曾被晨报派往巴黎随团采访过他，回国后又有过几次邂逅，眼下人在旅途俨如故人了。
    对于记者，王正廷一向避犹不及，但李渊泉是个例外，特别是眼下，他迫切想知道一些山东尤其是青岛方面的情况，李渊泉鬼使神差般地出现了，好象被一双看不见的手推到他的面前，王正廷顿时来了兴趣。开车不一会儿，他让随身的秘书请李到他的包厢来一叙。
    李很健谈，他告诉王正廷他这次离京的行程路线等于绕着黄、渤海画了个圈，从北京到大连，由大连坐船到下关，由下关到东京，然后踏上返程：下关――青岛――济南――北京，一个月下来人已倦怠不堪。
    谈话渐入正题，王正廷问李渊泉：眼下青岛炒卖地皮热过去了没有？土地公产谈判不日在即，这是他最为关心的。今年年初，中日边缘谈判在华盛顿还没达成协议，日本守备军民政部就开始在青岛大批抛售土地，外交部对此提出抗议，但日本人口中振振有词，说在没有任何条约约束的前提下，“土地整理”完全不接受中国的任何指责。日本人的“土地整理”只不过是个幌子，占有、盘剥了8年的青岛土地，日本人早不“整理”晚不“整理”，偏偏赶在青岛回归之前“整理”，其意不揭自明。在“整理”的幌子下，大批官地、公产化为私有，如果煞不住这股地皮炒卖风，中国接收到手的青岛土地公产将变成一具空壳！
    李渊泉说：从明里看，地皮炒卖似乎停了，但暗地里，地皮炒卖还在继续。在前一轮炒卖时，不少中国人也给卷进来，指望日本人一旦撤走，地皮肯定会升值，抢在头里置地产也许会捞上一笔。据说后来守备军民政部发通告说卖出的官地还要照原价收回，于是许多想买的人也不敢买了。
    王正廷：卖出的官地收回了多少？
    李渊泉：只不过象征性地收回几块官地，这事儿就过去了，我在青岛那边的熟人朋友，有的买了二、三块官地，结果只收回一块。这倒也罢了，可气的是，卖给中国人的地往回收，只不过是个幌子，日本人之间的土地买卖还照常在暗地里进行，这么一来，那些想买地的中国人便不得不通过日本人作中介，从他们手里去买地，当地人叫“吃二沫”，不少日本人靠土地中介发了大财。以前我只知道青岛国武农场的国武金太郎是有名的囤地大户，几个月下来，还不知道冒出多少“二郎”、“三郎”来咧。
    李渊泉的一席话说得王正廷心里唏嘘发冷，他默然良久，一掌拍到面前的条几上：中国的土地，竟养活了一拨厚颜无耻的“土拨鼠”，什么谈判，接收，岂不成了一场毫无噱头的闹剧！
    这时，李渊泉从采访本里翻出一页指给王正廷看，那是一幅手绘的青岛地图，瞅了半天，王正廷不明所以，便问李是什么意思。李渊泉指着图上用红笔标出的几个地名：你看，这是市区北面的东吴家村、仲家洼，还有太平山（日占时称“旭山”）北麓这片山地，几乎和台东镇连起来的这片空地……去年，守备军民政部已经派人勘测过，绘出一份规划图，打算在“新租界”的外围再扩充地盘，我去青岛的时候，这些地方有的已开工在建了――日本人一面在谈“交还”，一面又在扩地盘，这完全是南辕北辙两码事嘛！
    不，这完全是一码事，彻头彻尾的一码事。王正廷说，土地和公产捆在一起，土地除私有之外均应无偿收回，但公产却是部分有偿的。日本人的摊子铺得越大，在谈判桌上讨价还价的余地就越大，据我了解，日本人不仅在公产上抢着铺摊子，在盐田上也在拼命扩充地盘，目的是在偿价上掏中国的腰包――当然，日本人还想借此制造一种假象，似乎他们还将继续在青岛长久呆下去。所以，我倒建议你在发表通讯稿的同时，把你画的这张图也一起登上去，起码让我们自己人看看，日本是否真有诚意交还青岛？还可以让关心青岛和山东命运的人们了解，向日本索还青岛将付出怎样艰辛的努力。
    话说到此，王正廷感到胸中有种火辣辣的东西在滚动，使他的话语有几分动情：前几次都是你追着我采访，今天是我主动邀请你来采访。实在话，鲁案谈判是场韧战，从华盛顿谈到北京，一路经过了多少山重水复，柳暗花明？但我感觉，以前发生的只是一场戏的开台锣鼓，行百里而半九十，我希望和我的同事们打赢这场“收回之役”，可心里却为自己捏着一把汗。说实在的，从目前的国内局势来看，我这个督办，还没开局就已荆棘丛生，麻烦多多。前些日子，一位国会议员发出通电，把《解决山东悬案条约》比作二十一条，两年多前还是“拒签英雄”的施肇基和顾维钧，如今一下子成了通电里的“伪代表”，照这种逻辑来看，我这个善后督办，岂不是揽了烫山芋在怀里？
    李渊泉：其实，我们报界的眼睛看得最清楚，谁人卖国？谁人爱国？不能意气用事而作一时之论。王督办折冲京华，在外交圈里谁人不晓你的刚正之名？你来挂帅鲁案谈判，正可谓顺乎天理民意，单凭这一点，我李某人也乐意在报上为你擂鼓助威――
    王正廷摆了摆手，拦住李渊泉：我说的还不是这个意思。报界朋友的真诚很令我感动，但我希望尽可能低调一些，比如说土地公产问题，青岛历经德、日两个殖民时期，一些土地公产的归属已经模糊不清，加上守备军民政部借口“土地整理”把水越搅越混，眼下的局面很难收拾。按照条约的要求，日本在交还之前，应提交所有土地公产的档案、资料，但究竟能提交多少？我实在不敢抱太大的幻想，末了，还得我们的人从头一处一处摸排，然而条约给“善后”规定的时间仅区区6个月，这当中需要经历多少曲折跌宕啊！报界如果能把这一层告之国民，比一般意义的唤起国民要重要得多，我和同事们也就感激不尽了。
    李渊泉感觉，今晚面对的王正廷不象以往在稠人广众面前慷慨陈词时那么亢奋，生动，但却更真实。他答应了。
    在临告辞时，王正廷望着李渊泉说：如果可能的话，欢迎你来联合委员会工作，这里很需要你这样的“青岛通”。李直率相告，自己一介闲云野鹤之人，无意官场，但愿为收回青岛略尽绵薄，如有事需要他去做，一定召之即来。

    面对小幡提交的青岛公产一揽子作价报告书，王正廷感到十分头痛。青岛公产接收不提赔偿原则，这一条明明白白写在条约上，但小幡和币原一样，只对赔偿感兴趣。他提出的一揽子报告书，其实是一长串账单子，每一项公产的名下都附着价格表，价格表上列着用数字串堆砌成的明细账：原价、现价、维修价、折扣价、现值价……庞大的数字长龙铺天盖地，首尾相接。
    王正廷皱着眉头把报告书摊在桌子上，然后说：我们首先要做的事，不是把眼睛盯在这些数字串和名词上，实际上它无法向我们描述具体每一项公产的位置、现状和它现在的价值，对着报告书来谈公产交接只能是纸上谈兵。我认为，首先要从小幡委员长的报价单中剥离出公产的层次来，然后再论价――
    小幡突然插进一句：从理论上讲，公产除了固定的和流动的两类之外，王委员长还有新的分类办法吗？
    王正廷：你所说的是一般的资产形态，也许不适用于公产评估。对于青岛公产的评价，必须区别不同层次来具体评估。第一类是具有营业性质的公产，如屠兽场、自来水厂和码头等，自建成使用以来，盈利巨大，已经由营业收入抵销了建设投入，而且也不属于日本政府投建的，应当无偿交还中国。第二类是胶济铁路沿线公产，我们认为这一类公产的继续利用价值很小，可以根据日本政府的报价，按三成的偿价收回。第三类是损耗巨大的公产，如林业所管辖的官林损失太大，这一类公产不但不能给价收回，甚至应扣回所造成损失的实际数额，才能体现公平。第四类是从地方收入中开支兴办的道路和下水管道，这类公产不是日本政府支出的，应根据条约精神，无偿收归中国。这一类公产的移交和一般公产不同，不仅青岛今后仍将逐年增加投入，而且在青岛的日本侨民也将无偿使用，即使今后中国政府在青岛增修道路和下水管道，也不向日侨转嫁财政负担，于情于理，都应由中国无偿收回。
    小幡没有明确表示异议。他说，这种区分公产层次的方法在具体运用时难以掌握，王委员长在每一类的后面都举例说明了，但很难确定这些例子在现实中能否概括所有个案，所以日本方面很难苟同，而只能依据目前的的公产归类来评估。小幡也把公产归为4类。这4类按公产属性分为固定资产和流动资产，按公产所有分为日军民政部、陆军部和邮电局3个单位，总计金额约2749万元，这和中方委员评估的600万元，竟相差2100万元还多！
    王正廷看了小幡一眼，颊上的肉棱子凸现起来，他受不了小幡的狮子大开口，一种遭抢劫的感觉从心底油然而生：我想提醒小幡委员长，公产评估不能漫天要价，要先确定一杆公平秤，否则双方没有办法坐到一条板凳上来谈。我注意研究了小幡委员长的报告书，发现在德租时期旧设备、旧建筑的基础上，所进行的改建、改造都视为日本公产一并作价要中国掏腰包，这就模糊了条约规定的偿价界线。凡属这种改建、改造必须扣除原设备、原建筑的价格才行。再有，改建和改造旧建筑旧设备，必须进行价值评估，看它是否具有实际效益，是否增强了原来公产的使用价值和寿命，否则是不予认可的。还有，用于公产的维修费、修缮费不在公产的评估之列。
    另外，对于公产评估，必须充分考虑折旧因素，不能把最初的投资作为评估现价。折旧的标准，一是自然折旧，指年久日深因物理、化学作用而影响使用价值和寿命的；另一种是功能折旧，包括功能退化和外观落伍，面临淘汰，或失去继续使用的价值，或现值大大低于市价的，都属于功能折旧的范畴。我认为，必须具备上述两个价值标准，才能保证公产评价趋向公平、合理。
    王正廷提出的评估标准几乎无懈可击。小幡看看眼前的对手，这才觉得该对王正廷刮目相看了，没想到他一个学法律的留美博士，对青岛的公产问题了解如此之多，研究如此之深。但小幡嘴上仍不服输，尽管他自知那个报告书存在显而易见的漏洞，根本经不起推敲，然而他的用意根本不在论出个是非高低，而只想把王正廷拖住。于是小幡无理反缠起来，说评估标准不能仅凭中方一家之言来定，日方提出的标准并非一无是处，相互折衷才能为双方共同接受……
    谈判进行不下去了，只好暂停下来。小幡最后坚持说等日方的报告书修改过后再谈。王正廷坚决反对在原报告书上修修补补，他要公产分委员会把改建改造公产的评价和折旧标准确定下来，对市区公产进行现场评估后再重开谈判――让他们先吵去吧，在吵出一个结果之前，联合委员会概不受理！王正廷最后拍板说。
    王正廷嘴上说“不受理”，暗地里在加紧行动。
    他吩咐公产分委员会的中方主任梁上栋、副主任王大桢不要泡在北京，也不要急于和日本人在谈判桌上吵，先赶往青岛进行现场摸排，无论日本人配合不配合，也不管日方是否能提供完整的公产档案和资料，两个月之内必须把青岛公产的家底摸个一清二楚，然后再进行现场评估。他还特别摊荐了“青岛通”李渊泉，让李给他们现场摸排当向导。
    小幡对王正廷的这个动作很快便有了反应，在梁上栋、王大桢率18名属员到达青岛不久，小幡便提出撤回第一次公产谈判提出的报告书，但王正廷始终未置可否。半个月之后，梁上栋从青岛报告说，除上下水道图以外，青市公产的基本档案、资料日方均已齐备，胶济铁路沿线公产的档案正由各地向青岛集中，预计整个公产摸排时间可能往前提，他建议一边摸排一边与日方进行现场评估，王正廷同意了，要求他把评估情况每3天向北京报告一次。
    一个月在北京与青岛的电波穿梭中转瞬而逝，当王正廷和小幡再次回到公产谈判桌前的时候，小幡把公产的要价一下子杀到1100万，大量水分从报价单中挤出来，这个结果令王正廷心头一喜。但小幡接着又甩出一个难题，要把青岛盐田的600万收买价和公产绑在一起论价，加起来总共1700万，并说这是最后的让步价了。小幡的意思很明白，想把公产里挤压出来的水分再掺进盐田偿价里去。
    王正廷不接受：公产和盐田互不相干，不可以合并论价，除非小幡委员长在1700万的价码上再让一步！
    小幡几乎跳起来：再让，逼我跳太平洋呀！他说昨天刚接到东京的训令，要他以1700万的偿价作谈判底数，如果再让步，就必须请示东京。
    为了压迫小幡再让步，谈判接连僵持了好几天，直到最后，小幡被迫请示国内，把原来的1700万元压到1600万元。
    王正廷深深地吐了一口气说：那好，中国最终接受的偿价是1400万元，约合1540万日元，看来双方基本取得一致。
    这一回合下来，王正廷信心大增，自我感觉非常好。他琢磨着，对付小幡不能顺着他的路数来，需剑走偏锋，才能抵住他的喉咙，关节点上得咬紧牙关――两军相争勇者胜。

    偿价已定，本位金之争随之而起。
    本位金问题，是偿价谈判之后必然涉及的敏感问题，即在银元和日元之间选择一种来兑现偿价，这事本来不值得大动干弋，但当时正值日元大幅贬值，中国银币一元可兑日元一元六角，日元实值比一战前跌落一倍，如果以日元为本位金，中国将承担很大风险，再者，如果中国选择日元为本位金，则必须向日本借款，这也是小幡想压中国接受日元为本位金的居心所在。
    然而，小幡实现这一打算的时间不是现在，而是在签定细目协定之前，这和王正廷的时间表恰恰相反。在第一次抛出本位金问题时，王正廷就申明这个问题必须解决在细目协定还没起草之前，否则后面的谈判将变得毫无意义。他认为，中国对日本的支付办法，有两条原则：一、用国库券；二、以银元为单位。以中国当时的财政情况，向日本支付现金是不可能的，而只能以发行国库券的方式募集资金。中国发行国库券，当然以银元为单位。再说，在青岛的日本人，除了官员领取国家薪俸以外，一概使用银元，当时在青岛的正金银行也对外发行银元，所以银元为本位金是合适的。
    小幡反驳说：以银元为本位金一点考虑的余地都没有。中国或者向日本借款，或者通过国库券集资，对于承担债务来讲是一回事，以日元为本位金有何不可？日本并不希望得到中国的国库券，也不管它是否以银元单位发行。再说，在青岛的日本官员和侨民使用银元，因为青岛的流通货币是银元，这是市面流通的需要。虽然对外支付费用是银元，但帐面上是以日元计算的。至于正金银行发行银元，那和银元为本位金毫无关系。我声明，如果中国不撤回以银元为本位金的提案，中日之间今后的交涉将变得毫无价值！
    小幡虽然口气很硬，但签约日期步步逼近，他不敢贸然中止谈判，便转而同意以国库券支付，但只允许支付一半，另一半以现金支付。王正廷答复，支付一半现金数额太大，中国不能接受。
    小幡狡黠地转动目光说，现金不足的部分，可以用青岛的土地和房产代替。
    王正廷当场拒绝：拿实物来代替现金，已经超出我们的谈判话题了。
    国库券抵偿的办法，早在边缘谈判解决赎路办法的选项时就已成定论，自然不是小幡能推翻得了的，既然坚持以日元为本位金无望，小幡便只好转而同意中国支付国库券，这个表态既明智又巧妙：小幡既然同意按票面值接受中国的国库券，就等于接受了银元为本位金。至于小幡提出的一半支付国库券，一半支付现金，最终还是被王正廷反对掉了，没在细目协定上落下只字点墨。
    本位金之争，王正廷大获全胜。但紧接下来的土地问题谈判一开场便雷霆大作，天地顿作风云色――
    日本占了青岛多少土地呢？    
    自从踏入这座城市的那一天起，德国租借青岛时期强征的“官地”，便一朝易主归入日本守备军的名下，直到土地谈判前夕，日本民政部在册的官地达1400多万坪（一坪合3.3平方米），这个数字不包括日本守备军在近8年的统治时期出租、出卖的“官地”，也不包括借“土地整理”之机新出手的大批“官地”。此外，日本人还以低于德租时期一半的地价强行征购土地，宜买则买，宜租则租，宜占则占，仅1918―1922年间，日本人在四方、沧口一带强征土地300万坪。以国武农场占地为例，日本人国武金太郎假日本守备军的势力，以低价强买李村杨哥庄、沧口等处民地13303公亩，后来又以90万日元转卖给国武合名会社。日本人在青岛的敛地风潮，在二十一条出笼以后愈演愈烈，其间私地官有、官地私肥、辗转易手，层层剥利的地皮炒作比比皆是，不少在青日本人的资产家私完全是从青岛土地上炒出来的。
    数量如此巨大的土地，日本当然不甘心拱手交还中国。《解决山东悬案条约》的墨迹未干，日本驻青岛守备军民政部就借口“整理土地”，擅自把青岛土地作价出售，以便在交还中国之前大捞一把。1922年2月24日，中国政府对此提出抗议，日本守备军民政部被迫中止出售。然而，公开的大量土地买卖表面上虽然中止，但暗地里的土地买卖仍然无法遏制。王正廷便从这里开刀，执意要把“土地整理案”问个清楚。于是，土地问题谈判一开始，王正廷便提出：中日土地谈判的前提，是停止“土地整理案”所掀动的所有土地买卖，不仅明令禁止公开的土地买卖，私下里的各种土地交易也应一律禁止，可是，据我方委员在青岛的调查情况看，事实并非如此，小幡委员长对此作何解释？
    小幡故作惊讶状，一脸被污清白的委屈相，诡辩说：青岛的“土地整理案”在中国外交部抗议不久就已结束了，王委员长今天却说土地私下交易还在继续，请问除了中国单方面的调查结果之外，王委员长还能拿出别的根据吗？
    王正廷：其它根据当然有。如果必要的话，当事人的举证和控告信我这里就收到不少，小幡委员长要不要一一过目？
    小幡一怔，转而又说：即便如此那又能说明什么呢？王委员长是不是以为《解决山东悬案条约》签字以后，青岛一切官有土地买卖就应停止？但在条约里却查不到出处和根据，所以日本不承担任何履约义务。相反，条约第24条倒有这么一条规定：“中华民国政府声明，对于在旧德国胶州租借地内之外国人，无论其在德国施政或日本行政期间，凡合法且公正取得之既得权，应尊重之”。由此看来，日本驻青岛民政部在青占有土地的既得权，不应当因为签定条约前后的时间不同而产生什么疑问，日本民政部进行“土地整理”当然是合法的，到底谁应当站在被告席上呢？
    小幡渐露的刁蛮相，使王正廷隐隐尝到一点辣头，他快速变换脸谱的本领，尤使王正廷惊异不已，恭倨卑尊，抑扬高下，变幻于瞬间，一旦置于死地又来个死不认账，这种泼皮术，王正廷无法和他匹敌。王正廷认为，《解决山东悬案条约》第二节，明文规定了包括土地在内的青岛公产移交范围，移交范围既然明确，土地买卖当然应即停止。小幡强调的“出处和根据”，实际指条约产生效力的时间，王正廷认为条约应从签字之日起生效，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用不着过多纠缠，从条约签字之日起，此后的青岛官有土地买卖毫无疑问都应一律视为非法，小幡还争什么“不承担任何履约义务”呢？但小幡却引证条约第28条，对双方换文时间规定的最低下限四个月为期，认为虽然条约已经签字，但在签字日后的四个月之内，条约还未生效，所以不能认为这个时间之内的官有土地买卖是非法的，日本守备军还保有土地支配权。
    显而易见的悖论！王正廷不客气地说，这是一般外交常识问题，小幡委员长怎么可以充耳不闻，佯作不解呢？不要说《解决山东悬案条约》，即便《九国公约》这样的多边条约，都规定了先试行两天之后再签字呢！怎么可以认为签了字反而不作数呢？
    再争下去无非是些车轱辘话，王正廷当下打住，言之凿凿地说：条约签字后的土地买卖问题，双方认定后应载入谈判记录，如果在日后评估论价或涉及到土地租借问题，应溯及产权的来历一并论处。此外，对双方换文之后出现的土地买卖应一律视为无效，这一点我们无须再争。

    陈干接任第一部委员之后，尽管是半路杀入，却很快显示出作用。眼见第一部各分委员会的谈判一天天抻下去，提上桌面的久议未决，后面的问题排起长队，一时又摆不上议程，他首先力倡加快谈判进度，由每周二次改为每日一次，后又改为一日开会两次，这一来，小幡的“拖刀计”终于拖下去了，而被捆到了谈判的快车上。心怀耿介的陈干，一头粗短的直发，在日本人眼里永远一副“怒发冲冠”的样子，而在委员会里，人们觉得除了喝咖啡的时间以外，到处都有陈委员的影子。但在王正廷看来，这位行伍出身的民国将军，加盟第一部的背景，更多是代表山东民意，对外交却未必十分在行，所以他对陈干建言的尊重也多半从这层意思出发，习惯上有关第一部的谈判方案，他更多倚重徐东藩。
    青岛官地的炒卖在吵了个把月以后终于被捺下去，余下的只是交还手续问题，这时，日本在青地产的租地权问题变得突出、尖锐起来，一时间，头绪如麻，剪不断，理还乱，成了一个十分挠头的难题。
    王正廷认为，中国土地外人无所有权之先例，提出除日本保留公产之外的租地一律由中国出钱收回。小幡表示反对，说是凡日本人在青占有的土地，都是公道、合法取得的，根本没有谈判的必要，反而应当受到条约的保护，和他头一回在土地谈判时诡辩的一样。什么叫“公道、合法”？当年日本人强购土地，是在刺刀的威逼之下进行的，单从土地给价上就已昭然若揭，还谈什么“公道、合法”？但小幡一味胡搅蛮缠，把谈判推进了死胡同。
    唐在章劝王正廷别和小幡玩这种文字游戏，可徐东藩却坚持要拿条约来和小幡理论，华盛顿会议时，他任中国代表团咨议，参与了条约起草，自然要站在条约上说话，这却惹起了唐在章的一通抱怨：别口口声声条约条约，什么合法，什么公道！从鸦片战争到今天，80多年，列强的在华权利哪一项是合法公道取得的？这种条款，你们也会写进条约里去，这不明摆着让人家做棺材给我们睡嘛！
    从当时的情势分析，用钱收回租地已不大可能。地分三六九等，分布东西南北，一块租地一本账，区区几个月时间内，一块块地作价回收似无多大可行性。再说，日本人死抱着租地不放手，即便日本人肯放手，偌大数量的赎金一时也拿不出，为了保住租地，日本人的要价打着滚儿往上翻，仅一个国武农场，日本人张口就是1000万，比原交易价高出11倍还多！看来，地还得租下去，但如何租法呢？小幡提出续租并且一续就是50年。
    租地年限规定，当时各国的法令各不相同。一般欧美各国以100年为限，租期100年以上则视同本国领土，所以李鸿章对外签订租地合同，都以99年为期。而日本民法则以20年为限，租期20年以上则为“永租”。永租地，固然要向主权国纳租，但在殖民者眼里，只是变换了一种称谓的殖民地。德国和日本在经营青岛时，对“永租”讳莫如深，所以德国督署规定的租期是25年，而日本守备军民政部规定的租期仅为10年。租期问题摆上第一部会议，陈干第一个表示反对，他认为，从日本人入城伊始租起，日本人缔结的租约在二、三年后将大部到期，如果一续50年，便意味着日据青岛时期的所有日本租地在青岛回归以后将合法转为“永租地”，换言之，日本在交还青岛之后还将在这里保有大片殖民领地，收回青岛岂不成了一句空话？他特别提醒王正廷，租期问题不能不审慎，以免蹈苏州、福州两地租期之失的复辙，这两地给日本人的租地都以30年为期，结果日本人援引本国民法，进而要求改为“永租”，至今争执未决。
    啃过洋面包的王正廷一向笃信西方理论，但面对陈干的直言相告竟一时混淆了“所有权”与“租地权”的泾渭之分，说租地不能永租而买地可以永租，德国租借青岛99年，虽名为租借，实际上跟割让给人家一样。只要买人家就有既得权，称“永租”反倒好一些。
    陈干和王正廷争辩起来：无论租或是买，土地权归中国这是一定的。德国人据有青岛17年，尚且口口声声称租借，日本人无非想继承德国人的权益，莫非想改口“永租”不成？
    一天，送阅公文的秘书跑来向王正廷告状，说送给陈委员的鲁案公文好几处都被改了，所有“土地”字样被改成“租地”，所有“地产”字样都被改成了“地皮”，恐怕日本人少不了找麻烦。王正廷笑笑说：陈委员要改就由他改去，但有一条，小幡那边得由他去解释。
    小幡在联合会上乍一看这几处修改的字样大惑不解，起初还以为是文法上出了毛病。陈干平静地解释说：我国国民的土地买卖，虽然统称买地卖地，但土地所有权仍在国家，所以青岛当地话把这称作“买地皮”，外国人买地租地，实际到手的也只是“地皮”而不是“地”，包括青岛租借地在内，不论是租或是买，都只能称“地皮”而不能称“地”。这番话听似平淡，但眼识极高，透着一股灵秀和睿智，说得小幡嘿然无语。
    这时，陈干还不知王正廷已经默许徐东藩与日本订的续租青岛土地草约。闻听此事后，陈干接连上书王正廷，要求从草约中抹去“永远租借”四个字，但王正廷只是口头应承，却迟迟不肯动作。不久，王正廷偕陈干同车赴济南办理鲁案，陈干一路上苦劝王正廷废止草约，让日本人的“永租”胎死腹中，言之谆谆，情之切切，使王正廷下决心削改租地年限。陈干建议王正廷 ，按照日本民政部在青岛的租期把50年削改为10年。王正廷很犹豫，说租期问题在太平洋会议上已经议决，恐怕不宜变更。陈干恳词力劝，外交之争，一字而关乎国体，即使议决了的事情，于我不利，也可因时制宜地改变它，不可作迂腐书生之谈！到济南后，山东督军田中玉也认为50年租期太长，劝王正廷削改租期为30年。王正廷最后答应了。
    陈干对削改租期还有另一层思考，他计划用租期做筹码，同小幡就土地权问题进一步讨价还价，如能压迫小幡放弃土地权要求，可在租期上多加10年，所以力主在削改租期上压到最低线。但30年租期已定，陈干徒唤回天无力，不能不抱憾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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