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鲁案谈判——收回青岛摆上华盛顿会议

收回青岛摆上华盛顿会议

    原敬首次公开日本交涉山东问题的“国策”――币原的暗示，使由比光卫放弃在青岛重振雄风的打算――北京与柏林之间播出饶有趣味的“同期声”――小幡放出一只“友善汽球”――美英联手的第一次拍档转眼搞定――休斯着手为华盛顿会议清除“路障”――哈定注定要打“山东牌”――日本戒心十足地表示“无条件参会”――一次疯狂拦截，日本的目标是“人过球不过”――休斯逼中国在原来立场上后退――日本贸然前进一步，美国马上制止它――日本提出的“特定国间问题”屏障不攻自破――中国组团出席华盛顿会议

    落樱缤纷又一年。
    五月的东京，刚刚过了倾国倾城的赏樱季节，满地铺着落花败絮，一种感时伤怀之情依然在树丛阡陌之间徘徊。
    毗近首相官邸的帝国会议大厦，是专门接待高层次会议的，今天一大早，会议厅正门的阶下停满各式小轿车，大厅内外临时添加了警卫，比往日更显出几分神秘和森严。时任日本首相的原敬正在帝国殖民事务大会做闭会前的即席演讲，台下坐满了内阁阁员和日属殖民地的首脑人物。当时，日本驻青岛守备军司令官由比光卫也坐在台下，他耸动每一根神经仔细捕捉原敬首相从浓密的唇髭之间迸射出的每一个字眼。原敬正讲到中日交涉山东问题的“国策”，他的声音迅疾而稳沉，象旋风一样掠过会场：……关于山东问题，我提醒诸君务必注意，日本的立场是坚持中日直接交涉，对此，要有足够的决心和毅力贯彻到底，不管在什么时间，也不管谈判桌放在哪里，不能因为此一时彼一时的变化，做任何权宜性的改变，这是日本外交之大计……
    这是日本政府首脑第一次公开鲁案谈判的观点。原敬上述的这段话被奉为“国策”写进帝国殖民事务大会决议（即“东方会议决议”）。决议里还附着一句话：山东问题中日直接交涉由驻北京公使小幡酉吉任全权。
    原敬还在絮絮演说中，有人便在台下大声诘问：
    为什么还要谈判？山东问题不是在巴黎已经解决了吗？
    还有人大声问由比光卫：
    山东问题真有那么严重吗？由比君，你说说看！
    由此光卫站起来，朝原敬鞠了一躬：
    如果森安（时任日本驻济南总领事）总领事在座的话，他一定讲得比我更加清楚，因为自从和会召开以后，他所在的济南简直成了中国北方学运的风巢，我不得不时刻从胶济路上调拨军队来援助他。青岛尽管在守备军管制下比较平静，但在商业和港口贸易上也遇到不少麻烦。日金银行发行的军用票在市面流通中遭到抵制，而在中国人开设的银号钱庄兑现反而要贴水，这使军用票很难在青岛及山东境内维持下去；一向畅销的？寸火柴现在也不得不转口大连港推销；更为不利的是，唯一由中国人经营的华新纱厂业已投产，将在纺织业和我们进行竞争。这种情况蔓延下去，后果是十分可怕的――我搜集到一种传单，那上面列出42种日货劝告中国人抵制，包括糖果、童袜和小食品，我们的商品如果被排挤出中国市场，投入那么多军队和资金还有什么用处？当然，我说的仅仅是青岛和山东，别忘了，青岛一直是帝国对华的前沿，我在那里的感受和在东京不一样――
    原敬摆摆手，打断了由比光卫：
    不，尽管我在东京，但和由比君的感受几乎是一样的，所不同的是，你可以从胶济铁路上调军队去对付济南的学运，我呢，则必须创造一种合适的方法，和中国人坐到谈判桌前来。我不希望帝国军人管理下的城市变成一棵被蛀空了的树，那对于我们将毫无意义。实际上，对付中国老百姓的抵制要比对付中国政府困难得多，当帝国政府提出二十一条要求的时候，我就发现，来自中国民间的抵抗，几乎使这些条款变成一页页废纸！中国政府正是从这里找到了和帝国外交抗衡的勇气。他们在舆论上设置种种障碍，这种舆论战，最终动摇了某些大国支持帝国的决心。对付这种局面的最好办法，就是中日之间直接谈判，把第三国以及所谓“多边国际格局”摒除在外――
    听到这里，由比光卫不以为然地从鼻孔里哼了一声，他敏感地发现，原敬在讲话中正在一步一步退却，绝不像他寄望的那样强硬，他那双在镜片后面闪动的眼睛简直让人捕捉不定。作为军部的人，这位陆军中将对外交上的那一套折冲樽俎并不特别感兴趣，他关心的是作为一个军人应该如何行动？有人讥讽他说，自从他继首任司令官神尾光臣之后出掌守备军，青岛守备军似乎风光不再了，日子一天比一天难过，甚至传说，日本守备军的撤离，几乎已成定局，只剩下时间问题。昨天午宴时，他遇见任华盛顿公使的故友币原喜重郎，他问币原关于撤兵的事，币原回答说极有可能，但现在还不会摆到议程上来。
    这使由比光卫颇感困惑。前几天，他出席东京东亚同文会的一次聚会，驻北京公使小幡酉吉在演说中，还一再说他毫不担心帝国会因为鲁案谈判而放弃青岛，日本为了谋求对远东最大殖民地的永久占领，宁愿以放弃满蒙和西伯利亚做代价，也决不放弃青岛和山东。小幡在公开场合讲的这番话代表谁？难道是他的一己之见？
    币原笑了笑，说小幡是靠近少壮派的风头人物，自然敢说一点话。可是中国拒签以后，日本的处境十分现实，怎么保证帝国不放弃青岛和山东？首相的意思就是和中国直接交涉，只要中国肯坐下来，一切才有可能，否则我们抱住不放的只不过是一个空壳。
    币原的暗示很明白，中日双方一旦坐下来，撤兵则马上成为可能。现在，由比光卫手里捏着一颗份量很重的砝码，但转瞬之间，这颗砝码就会大大失重，看来他试图在青岛重振雄风的打算已经惨淡无光了。这一点，由比光卫终于看明白了。

    就在原敬叫喊直接交涉的时间差里，北京与柏林之间播出一段饶有趣味的“同期声”，顿使日本人彩排直接交涉的外交前奏黯然失色了。
    巴黎和会以后，陆征祥抱病辞去外交总长，驻哥本哈根公使颜惠庆奉召回国继任，不久便开始了与德国的谈判。这个外交动作，是在拒签的基础上继续向前移动脚步，对于日本提出的直接交涉来讲，是一步“断腰”，从法律上断绝了中日直接交涉之路。日德青岛之战以前，德国苦于无暇东顾，有意交还青岛，但由于日本的反对，中德未能缔约，现在等于是旧灶续薪。东京的东方会议落帷不久，德国政府即派代表卜尔熙来北京和颜总长正式签订《中德协约》，协约声明：
    凡因与中国订立1898年3月6日之条约（即《中德胶澳租界条约》）及其它一切关于山东省之文件而获得之一切权利、产业权、特权，德国放弃之。青岛从1921年5月20日起，将不再为德国租借地。
    虽然从1914年日本军事占领青岛以后，“德国租借地”已经名存实亡了，然而这一协约，在国际法的法理上无懈可击，顺理成章，这一来，使得日本外交迈向直接交涉之路变成了南辕北辙。
    可是日本人并未停步。为了略示直接交涉的“诚意”，小幡放出了一只“友善汽球”，表示撤去胶济铁路沿浅的日本警察。撤警，只是整个山东问题之争的一鳞半爪，而且日本已经到了非撤不可的地步，“落花留不住，何须问晨昏”呢？所以中国方面没有做出积极反应。于是，仅隔一个月，“友善汽球”又忽然瘪气了：日本以换防为名，在胶济铁路沿浅增派军队。战车刚刚从胶济线上辘辘碾过，小幡又向中国提出《山东善后处置案》，案内提出的8条，等于在中国面前悬起一个大大的“画饼”……头顶“谈判全权”的头衔，小幡导演的一幕幕“变脸”，令人目不暇接， 撤警，增兵，提案；拉拉，打打，推推，真真假假，忽东忽西，但万变不离其宗，就是设法让中国坐到谈判桌前来。
    这段时间，小幡被洞察内情的报纸称为“一个陷于寂寞的忍者”。他始终找不到谈判对手，只得孤零零地守在桌子的另一旁，中国的冷漠使他无计可施。到了《山东善后处置案》出台一段日子以后，中国为了不授人以柄，便开始围绕小幡的8条提案逐条驳复。
    冷战结束之后，来来回回的拉锯战把时间磨蚀得更快，渐渐地，华盛顿会议的脚步越走越近了。

    拒签之后，顾维钧没有马上离开巴黎，一直呆到次年10月。当月，他接到国内任命，与施肇基互换任所，出任中国驻英公使，为此，他重返华盛顿完成了与施的换任交接。接着，北京政府据陆征祥的建议，任命顾维钧出任国联行政院中国首任代表。
    最初，英国曾有过召集一次国际会议的意向。然而此时的大不列颠已经元气大伤，从头把交椅上滑落到美国债务国的行列里，颇感“长安米贵，居大不易”。对此，劳合？乔治和外交大臣寇松各执己见，一直相持不下，甚至闹到在报纸上公开的程度。所以，当华盛顿发出邀请以后，英国立即跟风而上，成为华盛顿会议的第一位赞同者，并要美国拍定地点、时间及出面邀请，这等于说，美英联手的第一次拍档已经搞定。
    顾维钧首先获悉这一消息，在美英拍档之前，他便去会见寇松。这位年仅36岁的外交大臣，是公认的亚洲通，在与劳合？乔治有过巴黎那些不愉快的邂逅之后，他更希望通过寇松来做英国上层的工作。会见之前，顾维钧也曾听说过一些英国外交官对寇松的抱怨和不满，另外，他和劳合？乔治的对立以及对首相位置的欲望几乎成了公开化的传闻，也许正因为此，顾维钧才更加看好寇松而不是顽固的劳合？乔治。果然，寇松十分友好地会见了他，此后，又把华盛顿会议的消息透露给他，尽管由于劳合？乔治的阻挡，他未能亲往华盛顿，但在英国答复与会的复函里却有这么一句话：英国有意请中国莅会。与此同时，远在华盛顿的施肇基也从美国国务卿休斯那里得到了满意的答复。

    和“理想巨人”威尔逊相反，休斯更多一些务实的才干。他协助哈定筹备华盛顿会议，不是忙于发表什么“主义”，而首先是为华盛顿会议清除“路障”，当然，最大的路障就是“英日同盟”了。美国吃够了“英日同盟”的苦头，休斯从威尔逊的败绩中看到了足够的教训，在哈定宣誓就职的那一天，博拉对他说：每当想起日本通过和大不列颠的密约把太平洋上的马绍尔、加罗林和马里亚纳抓到手，就感到睡不安寝。这样一来，美国和它的海外殖民地――菲律宾以及亚洲大陆被从中隔断了，虽然日本人一再声称不在这道屏障上布防，但事情是明摆着的，任何一个美国海军士兵都不会相信这套假话！与其说，日本人在巴黎和会上的飞扬跋扈触怒了山姆大叔，使他不得不找机会教训一下东方的小个子，毋宁说是日本人在太平洋上已对美国构成了威胁（这并非某种假设，而是再现实不过的事情），山姆大叔下决心拆除“英日同盟”，通过华盛顿会议重新打造三驾马车，并让自己坐到驭手的位置上。所以，休斯并不急于向各国发邀请，也不是一个一个去征求意见，而是先摸清英国的态度，当英国成为第一个赞同国之后，“英日同盟”的根基已经动摇了。当时，美国只是获得了一种信号，真正迫使英国认真考虑解除它与日本之间的协定，来自于英联邦内部的反对。在伦敦召开的英联邦会议上，加拿大自治领总理鉴于日益趋向尖锐的美日矛盾，请劳合？乔治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如果美日之间爆发战争，那么英日同盟有关战争援助条款，将迫使英国履行一项危险的义务，在美国和日本之间，大不列颠将选择谁？结果不言自明，于是惨淡经营近20年的“英日同盟”一朝分崩离析了。
    拆除“英日同盟”之后，美国仍有自己的打算，它既要拉住日本，维持它的对日贸易，又要压住日本，通过裁减海军军备，改变“太平洋上不太平”的现状。因为当时美国的对日贸易额大大超过对华贸易额，所以哈定尽管对于曾使他捞足选票的“山东问题”早有承诺，却不可能为此而开罪日本。说到底，“山东问题”只是哈定手里的一张牌，而不是美国总统追求的“大局”和终极目标。但哈定注定要打“山东牌”，这不能不说是国内政治的需要，一旦抛开这张牌，他将成为舆论谴责的食言自肥者；同时攸关他在国际舞台上的亮相，人们正拭目以待，看他如何搬弄那块曾让威尔逊大触霉头的“大磁铁”。
    日本人对华盛顿会议并无热情，他们参加会议的心情，就像一个作孽的学生眼盯着塾师的戒尺一样的感觉，与会如同接受一场惩戒。对于被邀的原意，他们心知肚明，因为在巴黎和会上的恣意妄为惹得天怒人怨，四面楚歌，对于青岛和山东权益的肆意侵夺酿下的苦果，如今卡住了喉咙。所以，当美国出面打招呼以后，日本表现出十足的戒心，要美国先告知议事日程，然后再考虑是否参会。日本的戒心主要在于华盛顿会议是否纳入山东问题这一点，对此，日本朝野沸沸扬扬，纷纷表示中国“不宜入会”。但美国的答复不给日本任何讨价还价的余地，要日本先答应参会，然后再谈议事日程，否则给外界一个印象，似乎日本的参会是有条件的，这对日本的处境十分不利。美国看透了日本的心思，它必定参会无疑，因为刚刚从巴黎和会获得的大国地位，不会因为缺席而轻易放弃，它提出的所谓条件，只是漫天要价而已，所以美国拒绝和日本谈中国与会的问题，首先强迫日本就范。
    在山姆大叔面前触头之后，日本又退而围绕“英日同盟”打主意，打算在华盛顿“面师”之前，找一位有脸面的“保人”。在伦敦磋商之后，劳合？乔治保证会议不对日本予以“严重处置”，日本的紧张心理这才缓弛下来。于是，在其它国家接受会议邀请两个星期以后，日本终于正式表示无条件参加会议。英国的保证虽然很有份量，但华盛顿不是巴黎，事实上华盛顿会议的主要议题之一，便是废除英日同盟，这一点，华盛顿拒绝让日本“提前预闻”，劳合？乔治也不敢一语道破。
    此时，日本仍然沉缅在“螃蟹式的舞步”里，正一门心思地按自己的节拍走“横步”。日本答应参加华盛顿会议，但却担心青岛及山东问题如果提交华盛顿会议，将对日本十分不利。然而，“东风不解周郎意”，会前形势的发展变化恰恰朝着日本所担忧的一面倒过去，仿佛得了天助神佑一般。中国拒签，美国保留，山东问题成为巴黎和会的后遗症，重新提交华盛顿会议解决已是势所必然，日本想拦也拦不住。但是日本外交却一意孤行，依然坚持走“横步”：既然不能把中国阻于会场之外，就要设法把山东问题阻于会议议程之外。这如同球场上的一次疯狂拦截，日本的目标是“人过球不过”。
    首先，日本故作姿态对外宣布，将在华盛顿会议开幕前，无条件地把青岛和山东主权交还给中国，同时从西伯利亚撤军。日本作出的“高姿态”，只不过虚晃一枪，其实只是为了换取美国的一个表态：不把山东问题列入华盛顿会议讨论之列，如此一来，山东问题就不成其为国际问题，而仅仅局限为中日两国的直接交涉，山东问题的最终解决将再次濒于绝境，中国外交为此所作的一切努力均将付之东流。
    随之，日本驻美大使又向美国政府提交一份照会，要求华盛顿会议把山东问题排除在外。这份照会，把日本所谓“高姿态”背后的潜台词讲得十分明白。然而，休斯却给了日本一个模棱两可的答复：如果日本政府能在华府会议开幕前解决山东问题，并能使各关系国和美国满意，山东问题可以不提交华府会议讨论。休斯在解释这一答复时，曾对施肇基讲了两句话：美国并没有答应不把山东问题列入华府会议，也没有答应不讨论山东问题。这一答复，是带有前提的，是敦促日本在会前就作出满意的解决。要解决，就必须谈判，要谈判，就必须有结果，无论日本是否情愿，都必须作出一个交代，而决非虚晃一枪就能敷衍了事的。
    休斯逼了日本一步之后，又转而逼中国在拒绝直接谈判的立场上后退。在一次会见时，他向施肇基表示，希望中日两国立刻在华盛顿开谈，并希望中国外长也能参加进来。他问施肇基：中国方面是否会接受美国的建议？
    施肇基回答：还没有接到国内的训令。但就我个人来讲是反对中日双方直接交涉的。我个人认为，直接交涉将给中国造成一些麻烦：中国政府对外宣布拒绝与日本直接交涉，现在如易弦更张，必须声明政策变更的充分理由，给国内外舆论一个明确交代，这是很困难的，此其一；再者，国内政局动荡，互讧不已，无论哪一派执政，反对党都会把对日政策作为攻击政府之口实，而当前对日政策的焦点就是拒绝与日本直接交涉，所以政府内阁不会因为变更对日政策铤而走险；第三，现在离中国代表团的出发日期已经很近了，如果中日现在开谈，恐怕时间不允许。即使这种谈判在代表团抵达华盛顿以后继续下去，但如果在华府会议闭幕以前，仍不能圆满解决，中国仍然难以摆脱不利的局面。
    休斯习惯地拢了拢满头银发，用指关节在桌上扣出有节奏的响声，他表示完全理解中国的想法，但又感到有些棘手，他说：中国没有参加凡尔赛条约，等于放弃了与西方国家的相互援助，而由于它们和日本之间密约的束缚，又难以站在国际法的公正立场上说话，所以美国也希望山东问题由中日双方自行解决，以免搅进华府会议，如果一旦搅进来，日本则可以利用西方国家作后盾，以种种理由反对山东问题提交华府会议来解决，这种场面的出现，比巴黎和会的场面好不了多少，是美国极不愿意看到的――
    施肇基问休斯：这是不是说美国出面召集的这次会议，对中国来说，最终结果比巴黎和会好不了多少呢？
    这句话点到休斯的痛痒处，他马上否定说：当然不会出现巴黎和会那样的结局。但是时机不到，美国方面还不愿意担任调停的角色。现在我们不妨试想一下，中日谈判在会议之中或在会议之外，究竟有多大区别呢？在我看来，几乎是一样的。
    休斯诡秘地眨着眼睛，在他貌似漫不经心地讲这番话的时候，一个新方案已在他心中成型，但他不能马上告诉施肇基，对休斯来说，中日开谈已成定局，是否马上开谈？放在哪里开谈？可以用多选法来进行设计，但中国首先必须从反对中日直接交涉的立场上后退一步。
    施肇基看透了休斯的用意，也深知日本叫喊的谈判不可能有任何实质性进展。此时最好的办法就是用缓兵之计拖住对方，于是他响锣明鼓地表示：他将建议国内先在北京与日本交涉，如果在华府会议召开之前没有完成谈判，则移师华盛顿再继续谈判。

    休斯的表态，推着日本大胆地向前迈了一步。这时，日本不是它曾表态过的“无条件参加会议”了，在正式复文中，日本为了确保山东问题不列入会议日程，特别赘上一个附加条件，要华盛顿注意，所有在会议主题（即缩减军备）之外的“特定国间问题”应排除华府会议日程。随后，日本又专门界定了所谓“特定国间问题”的范围：即青岛问题、辽东租界问题和南满铁道问题。这是全部中国问题的主干，抽去主干，中国走向华盛顿还有什么意义？然而日本决心阻住中国的脚步，日本政府向中国驻日公使施压，说山东问题要在会前解决，如果提交华府会议，日本将断然拒绝接受谈判。
    日本的调门陡然升高，和休斯逼迫中国后退有关，但当日本贸然前行一步的时候，美国便要设法把它挡回去。据说日本为了花钱买舆论，在华盛顿报界投入了上千万美元，一时间，为日本大弹和平调子的文章屡现报端，但山东问题已尽人皆知，舆论基本倒向中国一边。在日本向中国施压之后，反映美国官方观点的《华盛顿邮报》发表文章说，日本谋求和中国直接解决山东问题，很难得到美国的同意。如果按照日本的提案行事，势必遭到中国民众的反对，从而导致抵制日货事件重演，激起中国内乱，牵动各国在华利益，听凭日本强权外交造成政治上管理中国的现实，是欧洲列强以及美国所难以容忍的。施肇基对这个舆论信号的理解是，美国在有意降低日本的胃口，并且为休斯酝酿的新方案埋下伏笔。《华盛顿邮报》在舆论上对日本的打压很快奏效，日本驻美大使不久告诉美国方面说，日本在正式复文中的答复，并非最后决定，仍留有一定的商量余地，这等于说，日本企图把山东问题锁定在“特定国间问题”的计谋不攻自破了。
    1921年8月11日，美国总统哈定正式向英、法、意、日、中等8国发出会议邀请。中国政府迅速作出积极反应，8月18日，外交部成立“太平洋会议（即华盛顿会议）筹备处”，由外交总长颜惠庆负责组团赴会。不久，中国代表团组成，全权代表有外交总长颜惠庆、驻美公使施肇基、驻英公使顾维钧、大理院院长王宠惠及广州政府外交次长伍朝枢，因为颜本人并未前往华盛顿，伍朝枢则拒不受命，这样，实际赴会的全权代表仅有3人，但代表团的规模却大得惊人，总人数多达130人，使出席巴黎和会仅40人的代表团相形见绌。面对如此众多的同胞，施公使简直有些手足无措，一时为代表团的食宿安排犯了愁。但美国方面的盛情安排却使施公使愁绪顿消。
    中国拒签唤起的国际社会同情，美国国会通过保留案带来的憧憬，巴黎和会留在人们心头的阴影正被希望的亮色一点一点驱除殆尽，人气正在迅速上升。为了声援中国代表团，社会各界纷纷成立“太平洋问题后援同志会”、“华盛顿会议中国后援会”、“国民外交协会”、“国际研究社”、“国际联盟同志会”、“太平洋会议讨论会”和“太平洋问题研究会”等等外交后援社团组织。之后，在北京举行的联席会上，这些组织合并成立了统一机构：“国民外交联合会”。各界民众怀揣巨大的希望，准备一洗巴黎和会之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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