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鲁案谈判—— 一波三折的中日胶济铁路谈判

一波三折的中日胶济铁路谈判

    中国突然提出胶济铁路问题，给了币原一个措手不及――币原想用“贷款赎路”套住中国的脖子――马慕瑞说，顾维钧的答辩，似乎有一股茅台酒的味道――现款赎路？中国代表团始终捏着一把汗――中国突然转向，使4位观察员大惑不解――顾维钧提出赎路新办法，双方不由眼前一亮――东京急电，场外叫停――为中国代表团制造麻烦，日本人不选择华盛顿而选择北京――小幡大兴问罪之师，却劈面撞到一堵橡皮墙――新任总理梁士诒，随口回了“贷款赎路”4个字――休斯的“解决办法”当天就奏效了――施肇基端起酒杯说，今夜我们可以不必怀着忧虑和不安来聆听新年钟声――外交部连发三份专电――“梁士诒谈话风潮”在反梁浪潮中结束――高妙的选项办法使国库券赎路被双方认同――“夺印”拉开战幕，币原欲擒故纵――车务长之争渐入白热化――顾维钧细心研究币原的“啄米术” ――休会一天之后，币原的口气变了――下午，莫兰大厦的一个意外波折――顾维钧“然而”两个字刚一出口，币原起身离席――胶济铁路谈判在茫然无绪中收场

    币原一直认为，胶济铁路谈判不会这么快就摆上议程，估计至少要等胶澳盐田、海底电缆谈判有了眉目，中国才会返过头来解这个死疙瘩。然而，12月13日下午，中国突然提出胶济铁路问题，给了币原一个措手不及。
    胶济铁路谈判一摆上议程，谈判场上风云陡起。因为不久前双方已有过一轮交锋，13日一交手便立即卷起烽火硝烟，整个边缘谈判中曲折最多、耗时最久、对抗最激烈的一场谈判就此升起战幕。
    山东境内的第一条铁路――胶济铁路全长394公里，迄今已有百年历史。上溯20世纪之初，这条横贯山东东西交通的大动脉，曾在德、日帝国主义之间辗转易手达20多年之久，它如巨蚓般匍匐在历史深处，见证着身边演绎的一幕幕历史。“胶州湾事件”的次年，德国通过中德《胶澳租借条约》攫取了山东铁路筑路权和沿线30公里以内的采矿权。签约的当年即1898年，德国开始修筑胶济路，1904年，胶济铁路全线通车，它一手伸向广袤富集的山东腹地，一手托起一座现代化的北方大港。德国人经营胶济铁路的巨大获益，引起日本人的垂诞和野心。1914年的日德青岛之战狼烟突起，当时德国人还没来得及收回投资的一半，胶济铁路便落入日本手里。日本人经营胶济铁路8年获取利润达5126.5万之巨，如此大啖其肥，使日本对交还胶济铁路问题很敏感，几乎到了“索肉脯于虎口”的要命地步。
    轮到币原阐明观点的时候，他毫不犹豫地抛弃了一贯高喊将山东主权归还中国的高调，直接提出胶济铁路要由中日合办。他的态度比十多天前还要蛮横，说如果要日本放弃这一主张，只有在其它问题都得到圆满解决之后。这不仅是要中国在其它谈判上作出让步，还意味着美、英要在裁军谈判上作出让步。中国没出席裁军谈判，但有消息说，美、英、日在裁减太平洋舰队问题上各不相让，5：5：3的裁减比例在会上推行不下去，休斯为此甚至拍了桌子。加藤似乎就是裁军谈判的晴雨表，他在这边的谈判仅露了两次面，以后就很少出现过，这说明裁军谈判的战况十分吃紧。
    币原提出的先决条件毫无道理，顾维钧强硬地表示，如果日本以此来要挟中国，就停止谈判。
    马慕瑞和朱尔典对币原的蛮横无理十分反感，却又担心谈判一旦破裂，在休斯和贝尔福面前不好交代，便劝说币原重新考虑提案。
    币原故作沉吟，在一再催促下才缓缓开口，但他仍然闭口不谈“交还”，而把话题扯到“赎路”上来。所谓“赎路”，就是要中国用钱赎回胶济铁路，赎金是整条胶济铁路的估价，总共5340万金马克。关于赎路办法，币原提出要仿照中国近些年铁路借款的条件，待中日作出赎路协议之后的6个月以内，和日本资本家订立借款合同，所以确切的叫法是“借款赎路”。
    借款赎路，不仅要让日本成为胶济铁路的债权人，而且后面还大有文章。币原特别强调说，日本政府希望以最初中德签定的铁路协定为基础来讨论这个问题。也就是说，按照中德最初的贷款协定，总工程师，车务长和总会计师统统都由德国人担任，德国在实际上控制着胶济铁路。日本人在成为债权人以后，也要沿袭这个模式，接替德国人的位置。
    顾维钧当即表示：我提醒币原先生注意，现在是中日两国谈判交还胶济铁路的问题，以中德铁路协定为基础来谈判胶济铁路问题不好谈，这样就把整个山东问题谈判又拉回2年前的巴黎和会上去了。
    这有什么不好谈的？币原一脸不屑置辩的样子：我看以中德铁路协定为基础来谈，解决问题的办法更简单一些，在一切有关胶济铁路利益归属问题上，只要把日本当成德国就行了。具体说，在控制模式的人选上，照德国设定的人选就行了。护路警察问题，从袁世凯任山东巡抚的年代开始，就由中国官府负责，只需援照成例就可以。再如经营沿路矿山，最初采取的办法是中德双方合资经营，继续沿袭下来不是很好么？
    币原滔滔不绝，神色飞扬，在他抱病住院以后，谈判桌上很少听到他那绘声绘色的段子了，说到得意处，币原常常忍俊不禁地笑起来，为自己喝采，脸上一片灿烂。这时，不用说顾维钧和施肇基，就连一旁的4位观察大员，都感到币原不是在谈“交还”，而一直在鼓吹“继承”，不同的是把别人的东西从左手换到了右手。币原的段子，让马慕瑞和朱尔典大为吃惊，在这一刻，他们看到了币原那付笑容可掬的面孔之下隐藏的利齿獠牙，然后他们把目光转向顾维钧。
    顾维钧脸上浮着讥讽的笑意，他盯着币原说：币原先生的设想十分美好，但是疏忽了一个问题：有一个角色，日本接替不了德国的位置――债权人的位置！他伸出一根指头在币原面前晃了晃，币原先生并非不明白，现在铁路早已修好并且投入运营快20年了，铁路贷款已不再是中国需要的东西。
    币原感到了刺激，声音陡然拔高：以前的铁路贷款仍然是算数的！
    以前的贷款，中国人是认账的。可是如果我们愿意偿还贷款，从而废除那个贷款协定，使铁路归属中国，那么日本还能接替谁呢？日本人最终只能代表他自己，不是吗？
    顾维钧末尾的两句话，引得几位观察员大笑起来。这个反击很巧妙，一下子把币原立论的踏板抽走了。但币原仍不改口，坚持“借款赎路”的调子。
    顾维钧摆摆手说：没有贷款的必要了。中国打算偿还贷款，而任何国家坚持让别的国家接受不需要的贷款都是不合情理的。在中国既不需要借债，也无须用钱的时候，币原先生的话，使人感到日本似乎迫不及待地要让中国充当它的债务人……
    会场上又爆发出一阵笑声，马慕瑞掏出手帕擦擦眼角笑出来的泪水，悄声对身边的贝乐说，这么有趣的调侃，对人简直是种享受，它有一股“中国茅台”的味道。当天报纸的报道，把顾维钧的后发制人称作“狮虎搏兔般的游戏”，对于死要面子的币原来说，这种“游戏”似乎过于严酷了一点儿。

    “赎路”原则已定，“借款赎路”在头一轮谈判时被点中了“死穴”，从有利“收回”的角度，中国代表团坚持现款赎路。然而，这并非一句话的事，没有国内的强大后援，中国代表在谈判桌前就硬不起来，因为此时现款赎路已然摆上议程。
    当时，铁路贷款的数字是2500万元，这2500万贷款的来龙去脉，说来话长：1918年，中国为修筑胶济铁路的两条延长线济顺线（即济南至顺德）和高徐线（即高密至徐州）曾向日本银行借贷2000万日元，年利8厘，3年之后，本利达2500万日元。日本提出，如果中国不同意中日合办胶济铁路，则需在9个月内偿还2500贷款。中国是否能拿出这笔现款呢？国库明摆着拿不出这笔款子，唯一办法是靠各省筹集，于是，代表团和国内官方与各种非官方渠道纷纷开动起来。起初，国内反馈的消息令人十分欢欣鼓舞，国内各省、各界的回电情挚动人，都主张偿款赎路并保证筹足现款，以为代表团的后援，据说捐款已超过4000万元，已经足够抵债的了。但代表团始终攥着一把汗，这些承诺的捐款至今仍停留在电文上，最终能兑现多少呢？那些慷慨应允的省长大员们即使履行诺言，签署了支票或者付款单，这些票据在交换的最后刹那间是否能兑现还是一个问题。从上海银行公会和国内各大商会秘密反馈的情况却令人沮丧，确切的消息是实际募集到的钱还不足50万美元，据最乐观的估计，募集的最好结局不会超过300万元。深谙内情的人提醒代表团，募集，差不多是张“画饼”，不能指望它落肚充饥，至于省长大员们的诺言，大多带有政治色彩，他们既不敢得罪民意，落个不名誉的骂名，又无法兑现承诺，只图给自个儿画一张善解民意的脸谱罢了。况且，从国内拮据的金融现状看，即便筹齐2500万元，立即汇出这笔天文数字的外汇，将会引发大面积的货币危机，对上海滩的金融产生剧烈影响。结论是，现款赎路的愿望固然好但不可行。
    于是，中国代表团一进入第二轮谈判便来了个急刹车，由“现款赎路”变成了“借款赎路”。中国突然转向，使4位观察员大惑不解：中国怎么了，难道不怕被对手的“借款赎路”的绞索套住么？而顾维钧则感觉一时找不着北了。“狮虎博兔般的游戏”，胜者是谁呢？根据史料分析，这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主要来自国内，外交部分明看到了国内筹款靠不住，而且交款时间又限定在9个月以内，如果到期不能赎，还得回到借款赎路上来，于是电令代表团原则上接受铁路贷款协议，但偿还贷款的时限要通过对日谈判尽量缩短，不能听由日本，还贷迟一天，胶济铁路的自主权则晚到手一天，这是明摆的事情。中国提出，还贷以3年为期。日本不同意，坚持借款合同以23年为期，但15年后可将余款一次付清。之后，中国将还贷期改为10年，3年后清欠余额，日本仍不同意。这种你来我往的“太极推手”搞得双方不胜其烦，苦不待言，迟迟达不成协议。关于这段史实，说法上有很大出入。一种说法是，中国从未同意过“借款赎路”，当时就提出了用发行国库券的办法筹款赎路，然而，顾维钧在回忆录中关于这段历史的追述，和中国代表团当天发回国内的电报完全相符，在国内筹款变得渺然无期的时候，中国外交部确曾动摇过，后退过，偏离了既定的谈判轨道，具体时间是12月16日。
    币原得意了，中国的一次波折把失地悉数还给他，在还贷时限的拉锯战中，他有的是耐心。然而3天之后，形势又反转过来，顾维钧发现，另一个意外波折在日本那边出现了。
    本来，19日的谈判已经触到了一个敏感题目，币原提出，中日双方在胶济铁路的关键人选上各派副车务长1人，副总会计师1人，统归津浦铁路的车务长和总会计师管理，遭到顾维钧当即拒绝，眼看一场唇枪舌剑的导火线已经点燃，但币原这时把话题一转，反而问施肇基：现在如果按照中国原来提出的“现款赎路”来办，能否立即把全部赎金打入第三国银行，然后开始铁路移交呢？按说，币原按自己的路数谈下去是正常的，但现在突然提出要按中国的路数来办，这种“反弹琵琶”让施肇基一时摸不清头绪，他答复币原：“现款赎路”的办法对目前金融贸易的影响很大，不能操之过急，只能将赎金分期交存第三国银行，在铁路完全交割清楚之前，交够全部赎金。
    币原说：施先生的办法不是不可以考虑，问题在于，虽然是分期付款，但也须要在9个月之内交够全部赎金，施先生有这个把握吗？
    所以我们在考虑换一种筹款办法，比如说发行国库券，顾维钧接过话题，顺势摊牌说，如果在国库券赎路问题上可以商量的话，我们可以在人选问题上请示国内作适当让步――但是，国库券赎路的最后期限也不能放得太长，我们考虑以10年为期，3年之后一次付清。
    这个赎路办法一提出来，双方都觉得眼前不由一亮，会场上的气氛顿觉松动了一些。顾维钧心里清楚，中国不可能跟着日本的提案走，而现款赎路又颇感有些底气不足，当国内筹款的真实消息反馈回来，他的第一反应是：寻找赎路的第三条道路。经验提示他，在双方相持不下的当口，第三条道路往往被视作“奇兵”出现在谈判桌上，善于把握战机的人的制胜诀窍，就在于从缝隙中？入这第三条道路。于是，国库券赎路的办法浮出脑际。国库券，作为债券的一种，通过赎路的名义发行全国，具有特别的感召力，它比几个省长大员的空头支票可靠得多。它不同于现款赎路，中国孱弱的肌体经不起可能引发的大出血，同时，它也断绝了日本“贷款赎路”的企图，胶济铁路的回归不会落一个口惠的虚名。顾维钧提议的第三条道路，和国内的电示是一致的。令人意外的是，币原并没表示反对，反而“似有允意”。但不知为什么，币原对国库券赎路的最后期限十分敏感，坚持要把顾维钧提出的10年为期延至12年。
    19日谈判的风云突变，从日本方面找不出原因，币原的突然转向一直是个谜。当时，币原并没接到东京的命令，当然也绝不会是币原外交的“个性表现”，现实还没为3年后才出任日本外相的币原创造出任凭他“个性表现”的舞台。施肇基在不久后报告国内的电文中透了个底，电文中说，在出现19日突变之前，休斯和贝尔福曾出面调停过。调停是双方面的，调停的老办法还是要双方各后退一步，显然，币原是在美、英施压以后才被迫放弃“贷款赎路”，而中国则重返“筹款赎路”的既定轨道，不同的是筹款办法由现款变成了国库券。评价一国外交是否出于自身的利益，是没有意义的，但很显然，美国对日本的“贷款赎路”主张带给门户开放政策在中国市场的失衡感到刺激，于是以“调停”方式压迫币原改弦易辙。
    然而，东京方面对币原的突然转向十分不满，命令币原马上把谈判停下来，然后通过小幡在北京大作文章，一心要把谈判拉回“贷款赎路”上来。不几天，“贷款赎路”又起风波，象触电一般，由北京波及华盛顿。

    小幡虽然没有巴黎的经历，但是从巴黎和会到华盛顿会议，他是几个主要关系国中唯一连任的驻华公使。巴黎和会以后，各关系国的驻华公使纷纷走马换将，以应付在中国的这段极其难过的尴尬日子，只有小幡继续留任北京，保持正常的“演艺状态”。作为日本对华政策的风标式人物，原敬在重新组阁后也没撤换小幡，据说除了象征对华政策的一如既往之外，小幡在日本军界的背景，也不能不使原敬有所忌惮。光头照人，浓密的仁丹？，棱角突出的面部表情，使他的形象本身就带有几分霸悍的武夫味道，特别是他几年前在外交部闹了一？“闯宫”之后，小幡在北京外交圈里的口碑差不多和他的形象旗鼓相当了。
    圣诞节之前，北京政府内阁发生人事变动，交通系的领衔人物梁士诒出任总理，颜惠庆留任外交总长。这时，东京电令小幡抓住这一时机，在梁与颜之间“分别加强”活动，以挽回日本代表团在华盛顿的败势。这个“分别”是别有用意的，日本人已经研究过梁、颜对于赎路问题的不同见解，并且预计到这种不同见解可能伴随内阁变动而日见扩大，小幡的任务是从日见扩大的分歧中寻找机会，为中国代表团在华盛顿的谈判制造障碍。“疾在腠理而医之膏肓”，要想为中国代表团制造麻烦，日本人不选择华盛顿而选择了北京。
    小幡突然来访，让颜惠庆感到有些唐突。在他看来，双方代表刚刚就胶济铁路在华盛顿谈出点眉目来，东京便马上叫停，今天小幡又贸然来访，并声称是奉了政府的指令，这其中必有蹊跷，颜惠庆暗忖，小幡的来访肯定和19日的谈判有关，但他没想到，小幡是来为19日那天的谈判翻案的。
    小幡一开始便摆出兴师问罪的架式质问颜惠庆，顾维钧19日关于用发行国库券来筹款赎路的表态，是代表团的意见还是中国政府的意见？
    颜惠庆不温不火地答复道：中国代表19日的表态，当然不能视为顾维钧个人的意见，也不能说完全是中国政府的意见。
    小幡曾不止一次地领教过颜惠庆，他觉得颜简直象一堵密不透风的橡皮墙，和他正面碰撞是不行的，只能换一种谈话方式，把语气放缓：胶济铁路问题，日本政府的立场是坚持中日合办，后来又因为中国的反对改为贷款赎路，但19日中国代表又提出国库券赎路的办法，日本政府决不能同意，已电令在华盛顿的日本代表，宁可停止谈判，也不能再作让步。
    颜惠庆说：中日双方在胶济铁路谈判中的分歧，不外乎铁路资本和用人这两件事，日本在这两件事上如果一味固执己见，无益于弥和分歧解决争端。胶济铁路属交通部管辖，我对此不甚了解，有关问题似乎应先与交通部接洽。据说19日谈判中，日本代表的意见与中国代表提出的国库券赎路办法比较接近，这不失为解决铁路问题的一种有效办法――
    不待颜惠庆把话说完，小幡赶紧纠正说：这只是会议代表的个人意见，日本政府决不赞同。
    这时，颜惠庆才恍然大悟，原来小幡此行的目的，是为了向外交部施压，把19日的谈判翻过来，以扭转内外不一所造成的被动。颜惠庆心想，赎路方针已定，中日合办的可能性已被排除，剩下来的只是以哪种办法赎路的问题。小幡的来访足以说明，币原和小幡转达的日本政府的意见相左，可见在具体赎路办法上还大有回旋的余地（后来的谈判进程证明颜的猜测正确）。然而，不论双方最终认同哪种赎路办法，都免不了在人选问题上有一番认真的较量，如果日本在赎路办法上作出让步，肯定会在人选问题上咬住不放。这样一想，颜惠庆决定当面和小幡把话挑明了，他对小幡说，因为来往电文可能出现的错误，他对于华盛顿会议的具体情况不甚了了，至今为止对于日本政府提出的“贷款赎路”仍然不十分明白。
    小幡说，贷款赎路的前提，是先对胶济铁路进行估价，估出的现值作为日本借给中国的贷款，由双方协定贷款期限分期偿还，在中国还贷之前，胶济铁路最高管理层的人选，参照以前中德铁路贷款协议，由日本人担任。
    听罢小幡的一番解释，颜惠庆说：贷款赎路的办法，中国只能同意一半：贷款可以，但胶济铁路赎回以后必须由中国自办，具体是胶济铁路总工程师、总会计师和车务长由中国人担任，日本人担任副职。这样，中国的收回才不会变成有名无实。
    翻案未成，“贷款赎路”又被颜惠庆打了对折，小幡的造访只好就引打住，他感到心中懊恼无比。
    但小幡并不死心，两天以后，他前往石大人胡同拜会新任总理梁士诒时，又搬出同样的话题，问梁士诒关于胶济铁路有何打算。刚刚履新的梁士诒也许对胶济铁路谈判情况不太了解，也许是频频来道贺的人流使他有些分心，当小幡冷不丁把铁路问题提到他面前时，他略一愣怔，眉头微蹙，竟然随口回了4个字：贷款赎路。当时，喜出望外的小幡怀疑自己的耳朵出了什么毛病？
    随之，一条令人震惊的“号外”突然爆出来，从北京传到东京，再从东京传到华盛顿，几乎所有关注中日谈判的人们都在纷纷猜测，议论：北京的风向标怎么突然又变了？中国代表团从报上看到这则消息后一时闹懵了，施、顾二人急电国内：内阁是否打算放弃在华盛顿解决青岛及山东问题的机会，准备把谈判移往北京？休斯从驻日公使那里获悉这个消息十分震惊，马上要他以最快速度核实这个消息是否可靠，立即向他报告事实真相，接着休斯摇通中国代表团的驻地电话，希望当面交换个人看法，在电话里，休斯的语气有些冲动，他说哈定总统包括他本人对于梁的愚蠢表态简直无法理解！在会见时，施肇基解释说，在19日的谈判中，日本已经准备接受中国的国库券赎路办法，小幡却在北京大作反面文章，这种出尔反尔应当得到有力制止才行，否则铁路谈判将变得不可收拾。至于新任总理的表态，代表团将请示国内予以澄清。施肇基在这番话里的暗示十分明确，在会见结束时，他特别强调，现在需要美、英观察员站在公正的立场上出面说话，休斯当即答应，对施肇基说：这件事可以交给我来办，几天后就会有妥善的解决办法。
    休斯没有等到“几天后”，当天就从华盛顿和东京两个方向下手，通过日本驻美公使和美国驻日公使向日本施压，劝告日本放弃“贷款赎路”的打算，休斯转达的意思很明白：日本对于山东利益的索取，不能妨碍美国的“门户开放”。
    休斯的“解决办法”马上奏效了，当天他派人向施肇基透露消息：东京已电令日本代表在铁路谈判中让步，休斯在消息最后还附了一句话：美英一致意见，希望中国在后面的人事问题上作出让步。休斯的消息很快从币原那里得到证实，他说19日谈判中曾经担心政府是否批准的那个问题，“警报”已经解除。日本驻美公使还公开表示，外界传闻日本驻北京公使面请新任总理答复胶济铁路一事不确。在这番外交辞令的掩护下，日本政府从“贷款赎路”的原定立场退下来了。
    几乎在同一时间，北京方面的情况也起了变化。外交部和交通部共同拟定的胶济铁路谈判办法不再游移彷徨，模棱两可，表态十分坚定，明确：
    “一、现款赎路，恐难实行。
    二、国库券作保证，偿还期十年或十二年，均可允。三年半后提前清偿，亦可通融，以为拒绝用人之交换。”
    这封电文，把“贷款赎路”剔除在外，等于否定了梁士诒的谈话。电文发出时间是12月31日，这一天，华盛顿的报纸上登出阿巴拉契亚山发生大雪崩的消息，谁知丘壑间又削平多少座冰山雪峰？在灯光雪雾中，人们遥望北方的阿巴拉契亚山，除了一片白茫茫的天地，什么也看不到。晚宴时，施肇基端起酒杯讲了一句饶有风趣的话：整个华盛顿都在举首北望，而我们仍然注目着东方，今夜，我们可以不必怀着忧虑和不安来聆听新年的钟声了。

    元旦过后，中日胶济铁路问题恢复谈判。
    谈判刚刚恢复两天，币原突然出尔反尔，重新回到贷款赎路的老路，谈判只得再次暂停。这时，日本散布的梁士诒谈话传闻的阴影仍未散尽，日本借助用钱买通的一些华盛顿媒体大肆炒作，制造中国政府已在北京与日谈判的假象，大造中国已经让步的舆论。这一番甚嚣尘上，果然闹得美、英将信将疑，拒绝出面调停，打破僵局，国内舆论对政府的愤激情绪激起一波一波游行抗议风潮。币原在“贷款赎路”的主张上越走越远，甚至提出贷款协议要拉到北京签订，以摆脱美国的干预。“梁士诒谈话风潮”大有愈演愈烈之势，看来，中国方面对此仅仅从侧面作一般性的说明只不过是杯水车薪，要想煞住这股风必须进行针锋相对的反击。这样，外交部接连发出3份专电，回击日本的舆论攻势。1月10日，外交部专电中国代表团：政府既未在北京与日正式谈判，也未电令中国代表改变谈判方针，希尽快恢复胶济铁路谈判，争取山东问题早日解决。这份专电，为代表团对外进行澄清提供了依据和统一口径。接着，外交部又发出一份专电致驻外各国使节：近日关于青岛及山东问题谈判谣传甚多，政府新内阁对此郑重宣布，维护华府会议关于山东问题谈判的各项议程安排，决无将谈判移往北京之说，内阁也从未向三代表下达其它指令，未向小幡承诺任何解决山东问题的办法。
    按说，作为一国公使前往一位履新政要人物的府上道贺，只是一般外交礼仪，决不可能进入某种外交谈判程序，这其中的表态都是在非正式谈判的场合下发生的。但是，完全否认梁士诒说过的话，也不能服人，只能授人以口实，为了完全平息这场风波，外交部又发出第3份专电，公开否定了梁士诒的鲁莽表态“系个人谈话，若正式答复，须经由外交部，是日谈话，不能指为答复”。这样的解释等于承认了梁士诒说过的“贷款赎路”是事实，只是内阁不承认这位新任总理的表态代表政府。这一来，梁士诒陷入千夫所指的窘境，国内顿时掀起反梁浪潮，不足一个月，梁士诒被迫下野离京，成为民国时期最短命的一任总理。有诗曰：圣诞买灯说赎路，油尽灯灭辞灶时，（梁下野时正值小年）贷款未到人先去，总理一月何其促！
    19日铁路谈判后日方突然“停摆”，耗去了半个月时间，日方第二次“停摆”，眼看又耗去了一周时间，当“梁士诒谈话风波”过去以后，休斯蓦然回首，发现会议的钟摆骤然加快了，更恼人的是，反复无常的币原这时死咬住“贷款赎路”不放，没有半点通融的余地，整个铁路谈判的进程被他死定在原地不动。早在边缘谈判开始前，中、日、美、英四方就有协定：无论何时，只要中日双方欢迎，美、英就出面调停。而现在，中日谈判陷入僵局，美、英因为对“梁士诒谈话风波”将信将疑，拒绝了中国提出的调停要求，币原又一付蛮不在乎的样子，不希望第三者在这种时候介入调停。休斯既不能撒手不管又不能公开出面，只好由马慕瑞和莱朴生从侧面提出非正式协商，两位调停大员同时向双方提出4种赎路办法，要中、日代表团请示本国政府，可以接受哪一种。这4项办法，第一项是债券办法，第二项是贷款赎路，第三项是现款赎路，第四项是国库券办法。这4项办法在设项上包括了解决赎路争端的所有可能性，并无多大高妙之处，打眼一看，只不过把吵来吵去的赎路办法梳成了辫子。而真正高妙的是选项办法，为了避免双方选择不一，仍无法解决赎路争端，要求中、日双方各选择数项而不是一项，这样，日本就必须选择一项以上和它的初衷相悖并且不是“贷款赎路”的另外一项，这么一来共同票就出来了，这个抵制日本的办法，可谓用心良苦。
    果然，选项的最后结果和日本的愿望相违，第四项国库券办法被双方认同。

    赎路办法一俟拍定，双方立即卷入下一轮的“夺印”较量之中。
    胶济铁路的回归无论将经历怎样艰难曲折的过程，但回归已是大势所趋，连接青岛和济南的铁路理应由中国自己经营管理，倘若日本要保持在胶济路上的既得利益，甚至象币原所表示的那样，以提供贷款的方式插足铁路经营和沿路矿山的开发，总工程师的职位似乎应成为日本必争的目标，而由中国任命会计师和车务长就在情理之中了。但日本人的胃口何止如此？即便凭着币原最初的调子来预测日本对“夺印”的期望值，顾维钧依然感到大大低估了对手的胃口。
    币原对“经济权”的无尽贪欲这时渐渐坦露出来，他认为，其余两个职位比总工程师一职更重要，不要说顾维钧已经提出对总工程师一职的职能要大打折扣，不包括机车、设备维修的决定权了。他毫不掩饰地说：其实我们彼此心里都明白，在过去铁路没建成之前，总工程师的位子极为重要，因为总工的决策可以影响到路线的选定，决定铁路选择什么路线以保证从某些自然资源丰足的地区和贸易中心穿过，此外，在筑路施工过程中，总工对物资供应和对外定购建材、设备等事务都有决定权，而现在，铁路不是已经建好运营了嘛，我们还会对总工这个位子感兴趣吗？
    顾维钧不由笑了：太难得了，原来币原先生也有不感兴趣的东西，但愿这是个好兆头而不是别的。
    这话恰好被顾维钧言中。运行在幕后的风雨雷电，一触及车务长职位之争，顷刻间火电？发，风雨大作。
    车务长是胶济铁路上炙手可热的一把交椅，执掌铁路日常运行、车次调度和货运管理，西连津浦路，东接青岛港，对青岛、济南两埠及整个山东内外贸易举足轻重。这个位子，对于中日双方来讲都是志在必得。
    挥戈催马，充满戏剧冲突的“夺印”渐入白热化。
    币原提出由日本人担任车务长，而顾维钧坚决反对，说应由中国人担任，否则谈什么还权于中国？币原只好妥协一步，先是提出中国可在3年之后任命一名副车务长，后来改为双方同时任命，日本人任正职，中国人任副职。顾维钧坚持的意见和币原针锋相对，要中国任命车务长，日本任命副车务长。双方各执己见，谈判接连几天毫无进展。
    泛美大厦的空气象灌了铅一样，压得人透不过气来，唇枪舌剑的拉锯战把人搞得疲惫不堪。币原的嗓门一下窜得高8度，尖锐的叫声象刀尖在玻璃上一下一下地刮，每当这种时候，顾维钧下意识地打量币原那只不停蠕动的嘴，越看越象一只靠食渣板粒养活的啄米鸡，有时啄不着米连砂石它也照样啄一口。当这只啄米鸡一边刨土一边后退时，你得留神可能有大米粒被它刨的土盖住了。和西方外交圈打了多年交道的顾维钧，时时在留心研究对方的“啄米术”，当币原拱手让出总工的位子时，你似乎感到他在妥协在后退，其实他的爪下早已埋下一颗更大的米粒，现在到了他咕咕咕地捍卫这颗米粒的时候了。
    在4位观察员眼里，中国代表似乎显得有些“僵硬”，牙关始终咬得很紧，没有半点松动，使人感到他们挺直的脊梁后面，不是绵软的高背椅而是滔滔大河。顾维钧没有退一步说话的余地，他和施肇基一样，并不担忧来自北京的压力，但对国内民众决堤般的拒日浪潮却深有同感，使他们越发感到肩头上的份量。中国代表团每天收到来自国内各省的通电数量之多，令各国代表对中国民众的热情刮目相看，中国代表团下榻的莫兰大厦常常出现这样的场面：前往泛美大厦出席中日谈判时，代表从各自的房间走向敞亮的一楼大厅会合，这时会有一些人围上来探询交涉情况，这些人当中有中外各国记者，更多的是华侨和留学生，还有国内一些团体公派的代表，其中不乏自费来美的个人，有时围在一起说话时间过长，竟误了代表团赴会的规定时间。
    自从被东京“叫停”过一次以后，币原在心理上变得诚惶诚恐，东京的压力如悬剑一般挂在他头上，使他愈发“叉手不离方寸”，元旦后恢复谈判，他的反复无常和在“夺印”中的死拼硬打便是证明。东京认为，加藤上将作为首席代表主要面向西方各国，他所承担的任务是华府会议的主题谈判，而置身“边缘”谈判的币原只不过是“助攻手”，“助攻”不力将反作用于裁军。对于裁军，日本在美、英挟制下只能认栽而已，但日本在裁军上栽的面子，却要指望币原从“边缘”谈判上捞回来，偏偏顾维钧不给币原任何机会，使币原大触霉头，叫苦不迭。
    僵持了几天之后，双方重新坐到谈判桌前，顾维钧重申：无论如何，我们坚持由中国人任车务长是不变的，唯一可以考虑的通融办法是，总会计师可以由日本人担任。因为让日本人主管会计业务，只有让中国人当车务长才能体现公平――这就好比一架天平，只在一端放上砝码不行，必须在另一端放上同样重量的砝码，天平才不会倾斜。
    币原当即否决了顾维钧提出的通融办法，他说这不是通融而明摆着打压日本，他决不打算从原来的立场上后退半步。除了让日本人当车务长、中国人任副职这个方案之外，没有可通融的余地。
    顾维钧拒绝了，并如法炮制回敬币原，币原也拒绝了。
    谈判陷于僵局。
    一轮又一轮的循环式拉锯，只是白白推着会议的指针来回空转。顾维钧感到，这象是一场“立定推手”，双方都在发力但谁都不会移动脚跟。夜深人静的时候，他甚至能听到房间里那架老式座钟被发条拉动的吱吱嘎嘎的响声，钟棰的节奏常常把他从梦中撞醒。
    终于，币原最先抗不住了。
    休会一天之后，双方重新开谈，币原的口气变了，他苦涩地笑了一下，说昨天一夜他把自己说服了。本来，铁路最高管理层的人选问题不该变得如此困难，这不过是铁路谈判中的诸多问题之一，继续僵持下去意义不大。为了表示他的和解诚意，他接受中国人为车务长、日本人为副职的提议。但币原接着说：这只是我个人的建议，和我国代表团接到的国内训令是相抵触的。训令指示我坚持日本人为车务长，至多同意中国有个副车务长。为了摆脱僵局，我将亲自向政府提出一个与训令相悖的建议，但能否被采纳不取决于我……
    当然，币原毕竟代替不了东京的表态，他提出的那个和东京的训令相抵触的个人建议，最终也未能发往东京。那天下午，中国代表将对币原上午的提议做出答复，但发生在莫兰大厦的一个意外波折，使币原重新把皮球控在脚下。
    和往常一样，代表们赴会前先在一楼大厅集中然后一同前往泛美大厦。两点半左右，临近代表集中的时间，大厦内外忽然聚集起许多人，当代表们正要动身的时候，大厦附近的吵闹声越来越大。不一会儿，秘书上楼来说，大厦内外有一群人要见代表，听说顾代表打算接受日本人提出的方案，他们感到激忿已极，要找顾代表说话。秘书和施肇基、王宠惠等几位代表都劝顾维钧不要下去，以免发生意外。时间过得很快，每隔两三分钟，泛美大厦那边就摇过电话来，催代表团马上动身，这时币原已经到会，中国代表已经迟到了，但顾、施二人尽管嘴上答应马上赶到，却始终无计脱身。这时，楼下的叫喊声已响成一片，顾维钧想亲自下楼，施、王却说不可，最好派两位秘书去，然而这样又无法让人群平静下来，恰在这时，急促的铃声再次响起，顾维钧接过电话，一听是马慕瑞先生亲自打来的，他告诉马慕瑞说中国代表团这边遇到一点麻烦，马慕瑞马上答应叫警察局派骑警马队赶来解决，顾维钧请求他别这样做，请他转告日方再耐心等一会儿，中国代表团将尽快赶到。
    这时，顾维钧心里只有一个念头：突围，时间耽搁的越久对中国下午的谈判越不利。他们走下楼，立即被汹涌的人群团团围住，质问声从各个方向纷纷涌来，顾维钧面无惧色，他冷静地对周围的人们说：大家也许对上午谈判的详情不太了解，但我以一位中国全权的身份告诉大家，上午刚刚与日本达成的协议是合理的，应当为中国所接受。如果大家认为这种协议是中国代表卖国，中国代表团可以拒绝在这种协议上签字。顾维钧开头这几句话，把人群中的叫喊声压下去了，他进一步解释说，任何外交谈判都不可能完美无缺，也不会百分之百地如愿以偿，这次山东问题谈判，中国所获得的已超过了百分之五十，无论从技术观点来看，还是从国家利益着眼，我们从日本那里获得的已经到了最大限度。今天我们不妨把话说白了，中国目前并不具备不妥协地立即争回所有丧失的国家主权的条件，只能在声明保留以后完全收回主权的前提下，尽可能多地先收回某些权利，这是中国目前唯一可行的选择。如果我们不接受这个现实，谈判势必破裂，这样一来，就中国目前的力量还无法强迫日本再回到谈判桌上来，山东问题的解决还要等到哪一天呢？顾维钧踮起脚尖，尽力提高嗓音，以把自己的声音传得远一些，他怀着极其焦灼、恳切的心情说：我最后对大家说一句，谈判代表是代表国家和人民的，决不能滥用人民赋予的权力。我提醒大家，一旦谈判破裂，我们就没有办法再恢复谈判了！这时，周围不少人在喊：我们不管这一套！我们只要求你不要答应日本人！顾维钧反问道：我可以不答应，但大家想过谈判破裂的后果吗？眼看对立情绪一步步激化，施、王二人挽住顾维钧，奋力冲出人群，背后有人在大骂代表是卖国贼……
    当他们匆匆赶到泛美大厦时，日本代表已等候半个小时了，币原正架着胳膊怔怔地对着天花板出神。喘息甫定，币原便开口问到中国代表团对上午提议的答复。顾维钧说：我们赞赏币原先生上午所提方案的和解精神，然而……顾维钧“然而”两个字刚一出口，币原立即起身离席而去，会场的气氛一下子凝固了――显然，日本人已经知道中国代表遭到围攻，并且预料到顾维钧会明确对上午提案作出否定答复的。
    胶济铁路谈判在茫然无绪中草草收场，谈判象一叶拽断缆绳的扁舟随时光悠悠荡去――币原最终没把那个与内阁训令相悖的个人建议发往东京，一切都被时光拂去了痕迹。也许币原的个人建议即便发往东京也只是徒劳，也许反复无常的币原再一次反复完全不把他的个人建议当回事，也许谈判破裂后兴许还能找到弥合的办法……但币原的拂然离席却把太多的尴尬与无奈留给了中国代表。那个令人懊丧的下午，比起3年前在巴黎的圣？克卢德之围要难以对付的多，当一幕幕往事在顾维钧脑海里浮想联翩的时候，一位外交官从沧桑世变中沉淀出来的哲理颇有些酸楚、苦涩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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