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鲁案谈判——泛美大厦：狼烟初起的鏖兵日子

泛美大厦：狼烟初起的鏖兵日子

    休斯为整套谈判程序勾兑出光怪陆离的颜色和口感――两个调停人的出场，仿佛当众打开一个生命的襁褓——―一接触实质性问题，币原的神经立刻绷紧了――顾维钧在权衡：先提大案好还是先提小案好――海关问题谈判，一次性通过――连续3天，中日双方牢牢盯上“公产问题”――美英观察员第一次出面调停――顾维钧酸涩地说，你最好把房间的浴池送给我――混合参事会？币原想强加给中国一个“紧箍咒”――电话之争和一家洗衣坊的产权之争――中国代表团出现内部分歧――黄郛的观点，不仅代表他个人――两位国民代表急电上海、北京呼吁全力抗拒――美国公使指责中国代表团受到某种“片面、急进的政见”影响――颜惠庆被推到火山口上――分歧将促使中国代表更加坚定，顾维钧如是说

    一场寒流过后，代表团里患感冒的人数猛增上来，叫施肇基和顾维钧感到很揪心。中日交涉一进入边缘谈判，就等于被推上快车道，这个时候减员是十分忌讳的事情。特别是顾维钧，对于1918年横扫华盛顿的那场“西班牙流感”至今心有余悸。他的夫人就丧身于这场流感，公使馆的三秘夫人和二秘儿子也相继夭亡，使整个使馆陷入一片悲戚和消沉。有人搞来来索水杀菌，有人建议用熬醋的办法消毒，但美国又恰恰搞不到醋，于是使馆出面到华侨中间去找……边缘谈判开始的这段日子，人们感觉是在“来索水和醋意的冲撞中”度过的。日本的谈判阵容也稍有一些变化，币原喜重郎撑过最初的几天谈判之后，终于住进医院，这时埴原正直受命为全权代表，成为币原的谈判助手。
    边缘会场安排在毗近国会山的泛美协会大厦。
    休斯的角色，恰如一个老到的调酒师，也许只有他才能为边缘谈判设计出这样一整套程序，然后为这套程序勾兑出光怪陆离的颜色和口感，让“众口不再难调”。一走进边缘会场，与会双方便感到休斯那充满务实精神的创意几乎无处不在。会议场面和规模自然比大会会场要小得多，但主会桌的背后依然矗立与会九国的国旗，以昭示这是华府会议的一部分。主会桌中央原本打算放上中日两国的台标，但中国反对给外界一种中日直接交涉的错觉，于是只好撤去。美、英双方派赴边缘谈判的列席观察员也是经过反复斟酌的，美国的人选是国务院远东司司长马慕瑞及代表团秘书贝尔，马慕瑞是公认的远东问题专家，在政策口径上和休斯亦步亦趋，在美国正式发出会议邀请之后，就已介入华府会议的筹备，并和中国使馆保持密切联系。英国方面的人选是代表朱尔典和远东司司长莱朴生，朱尔典从1906年起任英国驻华公使，去年刚刚卸任回国任职，据施肇基的判断，朱尔典在未来调停中的作用，大致相当于一粒“中和胃酸的苏打”，莱朴生则有一定亲日倾向。
    12月1日，中日第一场边缘谈判启帷。休斯和贝尔福亲莅泛美协会大厦致词。他们两人的出场，仿佛当众打开一个生命的襁褓，以拉紧这里和大会之间的脐带，休斯的致词更个性化一些，他说：我已是一个垂垂老者，我想在生前就能看到山东问题获得解决。此时，休斯年届60，他摇晃着满头白发讲出这番话的确令人有几分动情。
    紧接着，施肇基发言，他表示山东问题是中国存亡的关键，中国民众正翘首以待公平圆满之结果。他摊开一份电文说：代表团刚刚接到政府的训令，提出鲁案谈判的4项宗旨：
    一、不承认日本继承德国在青岛及山东的权利；
    二、鲁案谈判，与无论何项条约、协定毫无牵涉；
    三、如不能取得一致，保留用其它和平方法解决之自由；
    四、本案文件，一律公开。
    施肇基宣读完后，币原试图想说点什么，却被一阵剧烈的咳嗽声打住了，一旁的日本代表德川家达代为表达说：山东问题是造成中、日两国误会之缘起，相信问题不难解决。对于中国提出的4项宗旨，他没表示异议。
    第一次谈判波澜不惊地过去了。接下来的谈判，按照代表团的分工，中国方面以顾维钧为主要发言人，日本方面则以币原担任主要发言人。币原似乎对原则问题不太感兴趣，然而当谈判进入实质性问题时，他的神经立刻绷紧了。第二次谈判，顾维钧单刀直入提出了胶济铁路问题。这是整个鲁案谈判中最复杂、最棘手也是双方势在必争的难度最大的谈判题目，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顾维钧决计从这里切入，试试“币原外交”的火力。果然，币原一触即发，当即提出胶济铁路由中日合办。对此，日本代表团方针早定，宁肯在其它谈判上稍作退让，决不放手胶济铁路，对策就是拿“中日合办”来对抗中国的“收回”。实际上，所谓“合办”只是一种策略性提法，日本把持胶济铁路8年之久，岂甘把到嘴之食再吐出来？自然，中国代表团也是方针早定，无论胶济铁路用哪种方式收回，首先要打掉日本一厢情愿的“合办”念头。僵持，使会场的空气中渐渐混合了一股硝烟味，而冲突一起，便意味谈判的延宕，这时顾维钧在考虑谈判从主要问题开始好还是从次要问题开始好？先提大案好还是先提小案好？当然，冲突在所难免，对抗也属正常，但不应当发生在谈判刚刚开始，除非谁有意想导致谈判“崩盘”。顾维钧附耳与施肇基沟通了一下，然后向对面的币原表达了自己的意思：胶济铁路问题是公认的谈判大项，谁也不否认它是中日对抗的主要问题，所以难度较大，为了争取时间，我们选择其它难度不大的问题也许更有利于后面的谈判。币原也有同样的意向，双方商定从下一次谈判重新开始，待一系列小案解决之后，再回到铁路谈判上来。
    中日首次谈判情况报告国内以后，反馈的情况令顾维钧深感不安。外交部在电文中为代表团安排的谈判顺序依然把铁路谈判摆在第一位，而华盛顿这边面临的实际情况却使他不得不绕过这片险滩，以免让整个谈判搁浅――代表团在摆脱了孤军的厄运之后，又陷进了难堪的两难境地。这种处境，预示着来自国内的风风雨雨将成为以后谈判进程中顾维钧和他的同事们共同的命运伴奏。
    绕过铁路问题，首当其冲的是海关问题，它的复杂程度和谈判难度排在第二，接下来的谈判就从它开始。这个提议，最先由币原提出。他在具体开价之前，先绕了一个圈子。青岛海关，即胶海关，作为当时唯一设在外国租借地内的中国海关，依据1898年的《青岛设关征税办法》和1905年《青岛设关征税修改办法》，给予青岛的德国殖民督署5种特权，包括海关税务司选用德国人、海关用语选用德语、德国租借地内的产品免征关税、开放自由港（后改保税区）以及从关税收入中提取20%作为海关租地费用交德国殖民督署。日本占据青岛的次年，出台《重订青岛设关征税办法》，所谓“重订”，是把前约的“德国”字样改成“日本”，把自己变成德国在青岛的权益继承人。币原的提案就从这里切入，他说：日本愿将青岛海关交中国收回，前提是中国承认把日语作为海关正式用语之一，并多聘用通晓日语的职员。币原在解释理由时说，因为日本商务占青岛港全部商务的一半以上，所以上述两点要求，并非不通情达理。
    对于币原的解释，施肇基作了反驳：
    几年前，日本驻青岛守备军在青岛推行军政，使日本在青岛的商务跃居第一位。然而，青岛如果走出那种特殊的历史背景，对外开放为商埠，必然为世界各国商务创造同等机会，日本就不一定能维持几年前的优势了。近年来，日本在中国各口岸的商务都有增加，其它口岸没有使用日语，并不影响日本商务的日趋增长。因此，青岛海关也没有必要规定日语为海关正式用语。
    币原又转到另一个角度说，日本商人在青岛已用惯日语，不能突然改用别的语言来交涉商务，这一点和其它口岸有所不同。
    对币原的这一理由，王宠惠提出一个新办法来化解，他认为，将日语作为海关正式用语显然不妥，因为青岛口岸未来面对的不只是一个日本而是整个世界。青岛海关由日本交还以后就完全进入中国海关序列，在用语上的特殊树例也恐其它口岸援例仿行。但根据青岛日本商民的需要，可以在海关设一个问事处，由精通日文的人来主持，这样仍然可以为日本商人提供足够的方便。
    币原撇撇嘴不以为然。
    于是，顾维钧提出另外两项办法来应对币原，他说，作为一种殖民遗留，海关人事体制一直沿习旧例，各地海关税务司一般由中国政府与总税务司商定，一般人事录用，政府不具体干预。如果为了青岛海关的用人从中插一手，便开了干预的先例，其它国家也会以种种理由提出同样的要求，所以为此而强行干预是不妥的，但中国政府可以向海关总税务司提出要求，在海关管辖范围内，注意青岛港通商的实际需要；日本商人致税务司的信函，可以准许使用日文，但这个用语界限不能逾越。
    顾维钧提出的两项办法被币原接受了。这样，青岛海关问题最后以中国收回载入边缘谈判记录。

    瞬息万变的谈判场上，任何预计都会有偏差，谈判场上的每一时刻都游动着不可知的变数。原以为排在第二位的海关问题谈判会费许多周折，没想到一次谈判成功。紧排其后的是官产、公产问题，这个问题在外交部安排的谈判程序中排在第二，一摆上桌面，顾维钧便感觉到它的谈判难度其实比海关问题要大许多。
    公产（包括官产）是一座城市的骨胳和血脉。从青岛的版图上来诠释这两个质朴无华的字，它在人的注视中渐渐变幻成一座城市的结构框架，广场、公园、绿地、密如蛛网的电杆、灯线，视线触摸不到的地下管线、水网以及学校、医院、监狱、墓地，一条条街道和一幢幢伸手可及的承载这座城市历史的建筑……当然，中日谈判桌上的“公产问题”还远不止这些。
    一接触公产，顾维钧在凝神蹙眉之间，脑子里都在晃动着一个个现实的画面，这些画面上沉淀了太多的屈辱和泪水，要拭去它，把失去的再夺回来，要凭血淋淋的拼杀和较量来获取，这无形中增大了他的心理压力。
    从12月6日点燃第一把战火，连续3天下来双方牢牢盯在“公产问题”上。看来，币原对“公产问题”颇费了一番脑子，他提出，青岛公产可以切成3块来看，第一块属于青岛的“领土权”，它原本属于中国，在1898年德国租借青岛时移交给德国的，日本愿意无偿交还中国，似乎无庸多议。第二块是德国租借青岛时期获得或建造的。最后一块是日本占领时期获得或建造的。这两块范围内的接收，除了将来设立领事馆和居留团所必需的办公、居住用房、监狱用房以及学校、神社、公墓以外，全部要有偿交还中国。至于城市道路、自来水、公园及卫生设施日本愿意交给中国，但必须制定一套管理办法，以维持这些设施的良好运转。还有，城市电灯、电话、屠宰厂，以前属于官办性质的，由中国组织中外合资公司接手经营。
    币原提出的这套理论貌似有理，然而前提却有毛病，顾维钧当即向币原发问：“获得”是什么意思？德国的所谓“获得”很好理解，是凭借武力强迫租借青岛，从而获得种种特权，日本的所谓“获得”也是这个意思吗？这个问题要搞明白，日本不能据此提出有偿交还！
    施肇基在一旁说道：在交涉“公产问题”上，不能承认有赔偿原则。如果是有偿交还，就等于是日本在作价出售，而不是交还中国了。
    币原坚持说，领土权和所有权是有区别的，不能一概而论。财产属于领土权范畴的，可以无偿归还中国，属于所有权范畴的，必须有偿交还中国。
    会场上出现片刻静场，双方都在紧张商讨对策。随后，顾维钧打破僵局说：我提一个折中办法，如果币原先生不坚持赔偿原则，我们可以考虑从应予归还的青岛官产中拿出几处，作为日本侨民的公用场所来支配。至于道路、公园、自来水、电灯等市政设施，我们意见交青岛地方市政管理局妥善管理。币原先生刚才提到所有权问题，使我联想到刚刚结束的海关问题谈判，在日占青岛8年当中，青岛海关每年从关税中提出2成贴补青岛军政当局，这是否侵害了中国的所有权呢？中国追论起来，币原先生将作何解释？
    顾维钧的意思很明白，如果币原坚持所有权的提法，中国也要追论过去青岛海关二成津贴地方财政的问题，但币原咬得很死，坚决不改初衷。双方各执己见，会场的空气骤然升温。
    这时，马慕瑞出面说话了，他摘去夹鼻眼镜，两眼凹陷得有些深不可测：我用一个西方人的眼光来看你们之间的分歧，不能不说在一些理论提法上咬文嚼字没有太多意义，问题是你们不得不就赔偿问题向本国政府作出交待。我提议，日本方面不宜在讨论公产归还问题上明确提出赔偿原则，中国方面也不必追论海关的二成津贴问题。
    朱尔典接着说：明确的赔偿原则不能提，但币原先生提出的最后一类公产，中国应当考虑给予一定的赔偿，而德国租借以后建造的有形财产，请日本代表请示本国政府放弃。如果日本政府不愿放弃，中国就可以不必考虑一定的赔偿。
    美英观察员的第一次调解，还算是不偏不倚，恰到火候，但朱尔典的傲慢和居高临下的姿态，多少让顾维钧感到不适，这种高傲与偏见从贝尔福身上表现十分明显，作为英国代表团团长，他甚至完全不顾及对方的尊严，公开向顾维钧抱怨：中国内政为什么糟到如此地步？今后能不能自己解决财政，自己统一起来？其不屑之情溢于言表。“上有所好，下必甚焉”，轮到他派的观察员把这种情绪搅进边缘谈判中来，给中国方面造成的被动可想而知。
    第二天的谈判，币原一开始就对中国自己管理城市的能力表示怀疑，他说，顾维钧提出的未来青岛市政管理交给市政管理局仍然不能让他放心，他提出在交还中国以后，设立一个混合参事会管理。不必问，参事会首先要把日侨“混合”进来，这一下问题来了，币原等于说要强加给青岛地方行政机构一个“紧箍咒”。顾维钧当即拒绝说，这种参事会只会束缚地方行政，有碍中国行政权利之完整，目前在国际上也是闻所未闻――
    这时，英国的另一位观察员莱朴生打断顾维钧的发言，他轻蔑地说，中国正在学习管理现代城市，经验十分匮乏，所以在未来的市政管理机构中应该有代表外侨利益的代表参加，这对于一座接收之后的中国城市来讲，是非常必要的。
    顾维钧闻言，顿觉气血上冲，浑身燥热，他抻了抻胸前的领结，强抑着满腹怒气说：我觉得，莱朴生先生似乎误解了今天谈判的题目，扯到未来的市政管理上去了。尽管中国目前的状况还让许多外国朋友感到忧心忡忡，但我有理由相信，中国能收回一座城市，就一定能管好这座城市。然而莱朴生先生的担心毕竟给我一个提醒，中国在收回这些市政设施之后，在管理和维护时允许当地外侨预闻。这样，连币原先生也会感到满意的。
    公产问题一旦被展开，如同水银泼地一般无孔不入，无所不包而又无处不在。日本代表仿佛一群掘地鼠在拼命寻找每一条缝隙，只要找准缝隙，他们就会设法把它凿大，洞穿，制造出更大的麻烦，然后漫天要价……一次午餐时，一位同事开顾维钧的玩笑，说要把餐桌上最大的汤池送给他，因为眼下顾君到了“覆水难收”的地步，顾维钧当时酸涩地笑了笑，说你最好把房间里的浴池送给我。谈判桌上，枝蔓丛生，旁逸斜出，拔出萝卜带起泥，按下葫芦起了瓢，一轮又一轮拼杀，搏击，使人疲于应付，心力交瘁，双方辩论时，施肇基不止一次走向窗前，拉开紧闭的窗帏，让初冬的冷风冲淡一下谈判场上的窒闷和压抑。
    电厂、屠宰厂、路灯、洗衣厂、自来水厂、水源地，一个个公产问题象走马灯一样浮上桌面，然后拖着一道尾光掠过眼前――突然，又在电话设备的交还上卡住了。币原似乎找到一条缝隙，他提出，电厂可以按照中国公司条例组织公司来办，市内电话也可以参照办理。
    顾维钧解释说：交通部对此早有规定，全国通讯设施统一管理，不适宜公司经营，青岛的电话自然不能特殊。
    币原强调说，青岛收回以后将对外开放为商埠，在通讯设施方面可以实行与内地不同的管理方法，怎么不可以交给公司经营呢？
    顾维钧完全明白币原的用意：公司经营只要成立，日本人就会从中插上一腿，把“电老虎”抓在手里，收回的最终结局变成了一手“拿来”，一手揖人。顾维钧明确表示：改变电话的统一管理体制，是交通部的事，没有国内的授权，我本人无法替交通部当这个家。
    币原无法再争执下去，但仍然想给自己留一手，他最后表示：青岛的市内电话，必须由中国提供保证以后，日本才能完全移交――如果日后外侨对于发展和改善青岛通讯设施提出合理的经营设想和要求，希望中国根据公益事业发展的需要给予充分考虑。
    电话之争的战火刚熄，接着又冒出一家洗衣坊的产权之争。这家洗衣坊原先是德国开设的，后来归日本官营，不知为什么，在提出要日本代表请示国内放弃对德国财产的有偿交还以后，币原却坚持要求获得这家洗衣坊的产权，双方为此争论几个小时，仍然不得要领。这时，窗外的暮色已经透进窗帏，施肇基幽默地轻声对身旁的马慕瑞说：这家洗衣坊，就归日本人所有吧――中国早就享有世界洗衣人的声誉，现在，我们很高兴日本人也来分享这份光荣。

    泛美大厦的日程表一页一页翻过，转眼10天过去了。一些初步达成协议的谈判项目已着手档案核对，进展较快的青岛港接管及日本撤警问题已进入行政移交的程序设计阶段。这时，中国代表团内部出现了分歧。
    和2年前赴巴黎和会的代表团相比，出席华盛顿会议的中国代表团的组团形式大不相同，代表团成员不仅有外交部直接指派的，还有各部委派的技术专家、特派代表和各党派代表等等，其中包括广州政府和国民党代表，另外，中国全国商教联席会议和上海外交后援团体还派出国民代表蒋梦麟、余日章作为代表团的后援，随时向国内报告会议的进程。在允许旁听的情况下，他们有时就坐在代表的身后，有时他们还被邀出席代表团的全体会。
    公产问题谈判告一段落以后，代表团举行全体会。施肇基大致通报了后面谈判的议程安排，广州政府代表黄郛起身表示反对。他是一位将军，言辞十分激烈，毫不客气地指责施肇基说，按照这样的谈判顺序，中国会有白白耗费时间的危险，下一步将难以彻底解决胶济铁路问题。黄郛将军认为，中国应当在谈判一开始就提出胶济铁路问题，而不应当在一些无关大局的边角问题上作文章。其实，谈判顺序之争由来已久，外交部内定的谈判日程把铁路问题谈判摆在第一，然而，从谈判技巧以及双方强烈对抗的感情因素考虑，为了不延宕谈判进程，先把铁路问题搁置一下，选择先易后难的谈判途径更为明智一些，至少可以为最棘手的铁路问题谈判铺垫一种气氛。
    但是，黄郛不满意施肇基的解释，他争辩说：整个山东问题当中，胶济铁路最为重要，这个问题不解决，中国代表团岂不白来华盛顿走一趟？现在，日本的策略是尽可能拖延谈判，以争取时间迫使中国作出最后抉择：要么接受日本的方案，要么使整个山东问题得不到解决，孰前孰后，请首席全权决断吧！
    黄郛的观点，不仅代表他个人。在中国代表团中，全权代表王宠惠和代表团秘书长刁作谦也认为前一段谈判中过于迁就日本，王宠惠表示，在安排谈判顺序时中国的态度要更坚定、更强硬一些，再一味软弱下去，他将提出辞职。
    蒋梦麟和余日章在会上没有发言，会后，他们急电北京、上海两地，呼吁局势危急，应立即通电全国，死力抗拒，电文中提出3项抗拒办法：
    一、电促政府代表取坚决之态度，直陈勿懦；
    二、鼓吹举行国民示威运动；
    三、速将吾国民意径电美国人民，并电告示威运动经过以及其他反对情形及结果，刻速举行，坚持到底。
    这样一来，中国代表团内部的分歧公开化了。施肇基和顾维钧的行动受到影响，面临左右掣肘、内外交困的境地。
    休斯最先发觉了中国代表团的分歧正被人为地扩大。他一直反对过急的言行和不切实际的谈判者，在他看来，真正的危险是一味顽固地坚持不切实际的谈判策略，那样做将使中国丧失机会，无法改变现存的不幸局面。他电令驻华公使谢尔曼，要他在适当时候向中国外交部说明这一点。
    当谢尔曼在一次水灾救济会上见到颜惠庆时，他刚刚摆脱了一群记者的纠缠，额头冷汗涔涔，传言即将举行的学生示威游行搅得他心绪不宁。示威游行这件事谢尔曼也有耳闻，他认为是“持片面的政见者”造成的，这也包括国务会议上的对立派，拿中国的话来讲是“朝里有人”。颜惠庆不否认这一点，这事在选择边缘谈判之初就已吵得沸沸扬扬，报上公开点名说他支持的边缘谈判在玩弄偷换概念的把戏，但他告诉谢尔曼，国务会议虽然有过争议，但最终采纳了外交部的意见。
    谢尔曼表示，美国最担心的，是中国代表团受到那种“片面、急进的政见”的影响，从目前看，这种影响使中国代表团不是一个声音了，这对于以后的谈判是十分危险的。
    颜惠庆让谢尔曼转告休斯：中国政府支持施、顾二人，所以代表团内部即便出现分歧也不会影响大局。但迄今为止，中国在会议上得到的利益廖廖无几，这也是事实，使政府在国民面前很不好交待。山东问题的关键是胶济铁路。胶济铁路必须交还中国，否则山东问题就无法解决，在这一点上，中国政府和国民要求是一致的。我在最近会见日本小幡公使时已经表明上述态度，请公使先生转达贵国政府，给予即将开始的铁路问题谈判以更多的关注和支持。
    颜惠庆不希望有示威游行的事情发生，但示威游行还是在家门口发生了，一下把颜惠庆推到了火山口上。在获悉游行消息的前一天，颜惠庆曾想弭祸于未发之前，外交部发表了关于青岛问题的宣言，说明中国政府收回青岛及山东权益的立场，以及边缘谈判至今为止的大体情况，希望藉此使学生们取消这次游行。然而，这次由北京40余所学校几千名学生组织的示威游行还是如期冲上街头，在京城掀起了轩然大波。学生们向外交部递交了4项条件：
    一、尊重民意。
    二、山东问题必须提出大会。
    三、青岛必须无条件归还。
    四、上述各条，电令中国代表照办。
    最后颜惠庆亲自出面逐条作出答复，学生们听后表示满意，游行示威随即结束。
    在一次会见国内记者时，顾维钧谈到他当时的心情：对于一个中国外交官来说，这一切都很正常，也很容易理解。分歧总是在所难免，美国代表团在巴黎和会就有过这种例子，没有巴黎的分歧，也许就不会有今天的华府会议。这些分歧，即使被指责成一种“片面、急进的政见”，对于以后的谈判也没什么不好，至少，它促使中国代表在谈判中更加坚定，对日本和西欧各国也形成压力。然而，冷酷的外交现实不允许假设，即便在将来回溯整个谈判的成败得失时，也不能使用假设这杆秤来论高低。坐在谈判桌前，我想的唯一问题是，通过一个个实际可行的谈判方案求得山东问题的公正解决。
    随着整个华府会议的进程，中国代表手里的时间筹码正在一颗一颗减少，胶济铁路谈判已经如箭在弦不得不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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