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梦断巴黎——五四运动：举国一致争青岛

五四运动：举国一致争青岛

    “最高四人会”，拍卖中国利益的重棰砰然落下――最后通告到达露蒂霞饭店以后――中国的太阳没有升起，甚至连国家的摇篮也被黑暗偷走了――四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北京在酝酿一场巨变――“还我青岛”四个血字，使全场的人肃然动容――踏着游行节拍诞生的《北京学界全体宣言》――天安门集会游行――火烧赵家楼――蔡元培亲往警察厅交涉释放被捕学生――不到一小时，学生获释的消息传遍北京城――消息沿着秘密通道播下一路火种――接二连三的噩耗，给五月蒙上了白纱黑幛――后面的一切，在为“决川泄流”提前开掘河道――5月18日这一天，整个北京城被撼动了――6月初，形势急转直下――上海街头突然出现一片“小白帽”――上海“三罢”斗争撼动北京内阁的座基，大逮捕如“滑稽剧”般草草收场――罢免三个卖国贼

    四月的最后一个星期是难熬的。
    对国内的消息灵通人士来说，这时的巴黎已显现出悲剧前兆。
    那几个控制巴黎和会的老头们的决定，使所谓“神圣三位一体（即美、英、法三国）”拍卖中国利益的重棰终于落下。4月30日的“最高四人会”秘密决定，把德国在青岛及山东的全部权益转让给日本，而根本没有提及日本1914年作出的“日后交还中国”的承诺，只提“让与日本”而不写日本归还的字样，这就连日本一贯挂在嘴上的所谓“间接归还”也说不上了。
    根据“最高四人会”的秘密决定，青岛及山东权益问题被写进凡尔赛和约第8号第156条、157条和158条中：
    第156条：德国根据1898年3月6日之《中德条约》，及其他关于山东省之一切协约，所获得之一切权利、特权，如胶州（即青岛）之领土、铁路、矿山、海底电缆等，一概让与日本。德国所有胶济铁路权和其它支线权，以及属于此项铁路之一切财产、车站、店铺、车辆、不动产、矿山及开矿材料和附属一切权利利益，让与日本。自青岛至上海、芝罘之海底电线，及其附属一切财产，无报酬让与日本。
    第157条：胶州湾内德国国有动产、不动产，及关于该地直接间接之建筑与其它工事，无报酬让与日本。
    第158条：德国于和约实行后三个月内，将关于胶州（即青岛）之民政、军政、财政、司法等一切簿箱、地券、契据、公文书，一概让渡于日本。同期间内，德国将关系前两条所记权利、特权之一切条约、协约、合同等，让渡与日本。
    三条和约，如三根棺钉，深深？进中国人的心上！
    不久前，巴黎和会在国内掀起空前的爱国热和新闻战时，一位老先生还在《密勒氏评论报》上大发评论说，最近据说有五千封电报发给出席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粗计一下，如果中国四亿人口有百分之九十都识字，都象学生们那样爱国，他担心那将会发出多少电报，浪费多少钱财？
    而此刻，世界上可能没有任何地方象中国这样，举国翘首巴黎和会几个月之后，最后看到的却是民族希望的大破灭和国家外交的大失败！中国人将如何承受这个打击？

    中国，被威尔逊的“理想”出卖了。
    走出会议室，威尔逊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赶紧电告白宫，山东问题虽然刚刚让他熬了一个通宵，但最终结果他是“满意”的。接下来，他将告别“肮脏的过去”，一心扑到国联的计划上来了。
    这时，和会递出的最后通告也到达中国代表团驻地――露蒂霞饭店。偌大的楼厅和走廊立时埋入悲愤的泪水和无奈的叹息中。日夜在这里等候消息的留学生们惊恶噩耗，如雷电击顶，痛不欲生，悲泣呼号，临时组成演讲队，奔向巴黎街头。代表团紧急决定，向和会递交抗议书。当天正值国际劳动节，巴黎工人举行同盟大罢工，交通瘫痪，汽车、火车、电车一律停开，身携英法文抗议书的中国专使，徒步十余里，将抗议书送至和会。
    5月1日，中国代表从巴黎发回电文：三大国（英、法、美）已依日本意见，切实解决胶州（即青岛）问题，听令日本自由处置。胶州媾和条约，将有一条款，规定德国以胶州让与日本。
    同日，北京《中国时报》公布中国代表发回国内的报告：此次中国主张失败之原因，一由于1917年2、3月间，日本与英法诸国有胶澳（即青岛）让归日本之密约，二由于1918年9月，我国政府与日本政府有“欣然同意”之山东换文，遂使爱我者无能为力。5月3日，其它报纸也向公众透露了这个报告的内容。
    这时，国民外交协会的发起人林长民收到梁启超从国外发来的电报，得知巴黎和会决定把青岛让给日本的消息，5月2日即在报上发表评论说，和会已改变既定方向，现在直接接受了日本对山东的要求，中国被迫屈服。
    接二连三的打击接踵而来。面对事实的真相，人们感到非常震惊，在经历失望的痛楚之后猛然惊醒了――当贡比涅森林上空响起大战结束的礼炮时，北京的大批教师和学生投入到将近6万人的游行行列里。那时，全世界都在倾听威尔逊的话语，仿佛先知的声音一般神圣，威尔逊曾一再告诉中国人民，在战后缔结的条约里，像中国这种积贫积弱的国家，会有机会不受阻碍地发展他们的文化、工业和文明。他曾向中国人民许诺，不会承认秘约和在武力胁迫下签定的、见不得人的什么协定，而当中国人民昂起头来寻找新纪元的黎明时，他们看到，中国的地平线上没有太阳升起，甚至连国家的摇篮也被黑暗偷走了。
    5月18日，李大钊发表《秘密外交与强盗世界》一文，强烈表达了中国知识阶层此时此刻的心情和想法：
    这回欧战完了，我们可曾做梦，说什么人道、平和得了胜利，之后的世界或者不是强盗世界了，或者有点人的世界的色彩了。谁知道这些名辞，都只是强盗政府的假招牌。我们且看巴黎会议所议决的事，哪一件有一丝一毫人道、正义、平和、光明的影子，哪一件不是拿着弱小民族的自由、权利，作几大强盗国家的牺牲！
    威尔逊！你不是反对秘密外交吗？为什么他们解决山东问题，还是根据某年月日的伦敦密约，还是根据某年月日某某军阀间的秘密协定？须知这些东西都是将来扰乱世界平和的种子。像这样的平和会议，哪有丝毫价值！你自己的主张计划如今全是大炮空声，全是昙花幻梦了。我实在为你惭愧！我实在为你悲伤！

    四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北京正在酝酿一场巨变。
    中国在巴黎和会失败的消息传到北京以后，一些学生组织紧急集会，决定于5月7日即国耻纪念日和日本就二十一条提出最后通牒4周年纪念的当天，举行一次群众示威游行。这项倡议很快得到以北大、高师为首的所有大专院校学生团体的赞同。会上，学生们通过了向全国报界和社会团体的紧急通电：
    青岛归还，势将失败，5月7日在即，凡我国民当有觉悟，望于此日一致举行国耻纪念会，协力对外，以保危局。北京专门以上学校全体学生二万五千人叩。
    5月2日晚上，北大校园群情鼎沸，难以成眠，宿舍里很少有人睡觉，学生们围聚一起，彻夜长谈。后来一位北大学生追忆这一夜时说：当时，我们得出的结论是更大的一次世界大战早晚会发生，并且会在东方爆发。我们知道得很清楚，我们跟政府毫无关系，也不存在任何希望，而且也不能依赖像威尔逊这样的所谓伟大领袖。看看我们的同胞，看看那些可怜无知的大众，不能不觉得我们必须奋斗！
    5月3日，北京民众的激愤情绪达到了白热化。面对公众的压力，北京政府却采取严厉措施镇压骚动。鉴于情势紧急，北京的学生们感到有必要把原计划的群众示威游行提前举行。下午1点，一群最活跃的学生在北大校园贴出了一张布告，号召北京所有大专院校的代表召开临时紧急会议。当晚7点，临时会议在北京大学法科大礼堂举行，与会学生达1000多人。会议在激越的演说中渐渐推向高潮，一个十六七岁的年轻学生哭诉着说，如果会议不对示威游行作出肯定的决议，他就要当场自杀。晚11时，大会通过决议，号召北京大专院校所有学生于第二天即5月4日，在天安门举行一次巨大的示威游行，抗议政府的外交政策。
    决议通过后，会场上群情激愤。一个叫谢绍敏的法律系学生当众咬破中指，撕下衣襟，血书“还我青岛”四个字，高高举过头顶，令所有到会的人肃然动容，会场上随之响起一阵掌声，淋漓的血字使全场顿呈一种悲壮凄凉的景象。
    5月4日那天正值星期日。上午10时，学生代表们在政法学校集会，通过五项决议和当天下午的游行示威路线，然后向天安门集中。下午1点，已有3000名学生齐集天安门广场，他们来自北京的13所大专院校，在广场上按学校一队一队排好，然后开始集会演讲。
    上午10时，当各校学生代表在政法学校集会时，刚从城外的高师赶回北大新潮社的罗家伦正在埋头起草《北京学界全体宣言》。当时，赶了一头汗的罗家伦喘息未定，便有同学推门进来告诉他：今天的天安门集会不能没有宣言，北京各校的同学推北大起草，北大同学命罗家伦执笔。罗家伦见时间紧迫，不容推辞，便站着靠在一张长桌旁挥笔疾书，他掂得出今天这个不寻常的日子的份量，深知他笔下的宣言对于这个日子意味着什么，他的心情万分紧张，注意力非常集中，集会的时间快到了，社里人流如梭，但他全然不觉，一腔热血凝于笔端，终于一气呵成。这时，游行队伍已经在天安门集中，罗家伦顾不上修改，便急忙送往印刷所开机，结果到下午1点只印成2万张，开始在游行途中沿街散发。
    这张踏着游行节律诞生的宣言，成为“五四”那天唯一的印刷品，呼唤着近代中国的思想历程中一次最为壮丽的精神日出：
    现在日本在万国和会上要求吞并青岛，管理山东一切权利，就要成功了！他们的外交大胜利了！我们的外交大失败了！山东大势一去，就是破坏中国的领土！中国的领土破坏，中国就亡了！所以我们学界今天排队游行，到各公使馆去，要求各国出来维持公理，务望全国工商各界，一律起来，设法开国民大会，外争主权，内除国贼，中国存亡，就在此举了！
    今与全国同胞立两条信条道：
    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不可以断送！
    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不可以低头！
    国亡了，同胞起来呀！
    下午2点，天安门集会结束。各校学生列队从天安门向南通过中华门。队伍前头是一面专门制作的五色旗，随后是一幅诅咒三个卖国贼的挽联，象丧幡一样在空中飘拂：
    卖国贼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遗臭千古
    卖国求荣，早知曹瞒遗种碑无字；
    倾心媚外，不期章？余孽死有头。
                    北京学界泪挽
    游行学生举着用布和纸做的白旗，沿途高呼口号，不断向群众散发传单。标语上写着中、英、法文口号：“还我青岛”、“头可断青岛不可失”、“誓死力争青岛”、“取消二十一条款”、“打倒卖国贼”、“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诛卖国贼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队伍所到之处，市民们沿街而立，潸然泪下，许多过路的西方人士也向游行学生欢呼致意，脱帽挥舞。后来，连市民和小学生也加入游行队伍，汇成一条咆哮的河流，奔腾向前。
    向东到了东交民巷西口，使馆警察阻住游行队伍。这时，学生们选出四名代表进入美国使馆去面见公使，但适值芮恩施公使去门头沟游览，学生代表留下说帖便退出美国使馆。随后学生们又派代表到英、法、意三国公使馆，因为是星期天，各国公使都不在，学生代表们只得失望返回。2个小时过去了，游行队伍仍未得到巡捕许可通过使馆区，同时，东交民巷入口聚拢的中国军队和警察越来越多，迫使学生原路返回。游行队伍被激怒了，队伍里突然爆发一阵巨吼，“到外交部去！”“到曹汝霖家里去！”
    随后，游行队伍退出东交民巷向北行进，沿户部街、东长安街，到东单牌楼和石大人胡同。下午4点半，队伍到达离外交部不远的赵家楼2号曹汝霖的住宅。
    曹宅的房门紧闭着，周围布满警察和宪兵。学生们要求曹亲自出面解释与日本签定密约的真相，但护宅的警察和宪兵充耳不闻，反而逼迫学生们后退，这无异于火上浇油，学生们大呼“卖国贼！卖国贼！”，纷纷向窗口和墙内扔石子，有的爬上墙头，打破窗户，冲入宅内，在地下锅炉房，学生们抓住不及逃跑的章宗祥，把他打倒在地。5时许，曹宅腾起浓烟大火，愤怒的学生放火焚烧了曹宅东院房屋。章宗祥企图躲进一家油盐店，被学生们认出后，又遭一顿痛打。当日，章在天津的住宅也被学生捣毁。

    火烧赵家楼以后，警察总监和步兵统领率大批军警匆匆赶赴曹宅，火光映红的天空响起枪声，军警在现场逮捕了几名学生，返归途中的一些学生也遭逮捕，东交民巷一带立即宣布戒严。
    北大学生游行返校后，晚上7点左右集中点了一次名，发现近20名学生失踪。消息很快传遍北大校园，学生们怒不可遏，当晚举行会议，决定全体到警察厅自首，抗议当局逮捕爱国学生。正当众愤难平之时，会场上挺身站出一个人来，他便是北大校长蔡元培。他说，作为一校之长，学生被逮捕与他有直接责任，他愿亲自前往警察厅交涉释放被捕学生。言毕，他便走出会场，只身前往警察厅去了。但蔡校长的努力未见成功。
    5月5日下午，北大法科大礼堂举行3000人大会，决定举行罢课，并成立北京学联，通电全国一致行动，要求惩办卖国贼，归还青岛。至此，五四运动迈出了具有深远意义的一步。当日，北京13所大专院校的校长也在北大开会，共商营救被捕学生。会后，他们又集体去见总统、总理和教育总长，但却被拒之门外。
    这时，北京政府已切断所有通往国外的有线电报，外国记者只能通过无线电报对“五四”作零星片断的报道，一向动作迅捷的《纽约时报》直到5月9日才勉强登出个“一句话新闻”，而伦敦《泰晤士报》则根本没有对此作任何报道。但北京的学生们自有办法，他们设法通过一家外国通讯社向天津的外国租界发了一封电报，然后从天津转发上海，随之传到全国各大城市，于是抗议电文像潮水一般向北京政府涌来，几乎把它变成万顷波涛中的一座孤岛。消息传来，当时正在上海的孙中山立即以广州军政府的名义向北京政府发电，支持学生运动。上海商业工团联合会致电北京政府，敦促释放被捕学生。同时，北京总商会作出决议，所有会员一律不买日货，断绝中日之间一切工商业联系。
    在强大的公众压力下，北京政府选择5月7日即国耻纪念日这一特殊日子释放了被捕学生，因为政府已获悉，许多群众集会和示威游行已计划在这一天举行，这样可以防止激起民变。上午10时，各校派代表和13部汽车去监狱迎接被押学生，但学生们起初坚持不肯出狱，后经同学再三劝慰，始出狱返校。当汽车驶往北大途中，市民学生夹道相迎，欢声雷动，车上的学生高呼口号“还我青岛，复我主权！”“学生万岁！”学生获释的消息传来，市民们奔走相告，《益民报》特别赶印出号外，用汽车沿街散发，不到一小时，传遍整个北京城，压抑多日的惨云愁雾在这一个上午驱散一空了。当天，北京学生罢课宣告结束。

    五四运动的进程，时刻牵动着山东民众的心。
    爱国学生被捕的消息传来，山东省议会副议长张公制和王鸿一，当即会同山东外交协进会代表进京，要求政府当局释放被捕学生，质询内阁在青岛问题交涉上的失败真相。5月9日，济南民众开始抵制日货运动。
    5月11日，旅京山东劳动者数万人在彰义门外集会，推选代表前往政府国务院，要求山东交涉万勿签字，“日本夺我青岛，即是夺我山东，即是夺我山东三千万父老兄弟生命，为收回青岛，誓以生死为后援。”
    消息沿着秘密通道由天津――上海传向全国，播下一路火种。各地集会，罢课的消息纷至沓来。
    5月6日晚，天津学生举行抗议政府的集会，次日成立全市临时学联；
    5月7日下午1时，上海民众在西门外体育场举行国民大会，参加者逾2万人；
    5月9日，南京20多所学校召开有1万多人参加的国耻纪念大会；
    5月11日，武汉15所大、中学校的学生代表2000多人集会……
    此时，东京街头出现留日学生流血事件――
    5月7日，4000多名留日学生高举“直接收回青岛”、“五七国耻纪念”的横幅，怀揣山东问题的请愿书，分队向英、美、俄、法公使馆进发。当行进到二宅板时，突遭1000多名日本马队和武装警察的袭击，围攻，顿时，中国留学生的鲜血染红东京街头。
    也在这个早晨，郭钦光从昏迷中醒来。三天前，这位北大学生在五四大游行的行列里奋袂前行。当军警下令逮捕学生时，他奋力相搏，负伤后被送往一家法国医院，连日昏迷，吐血不止。苏醒后，郭钦光惊闻东京噩耗，长太息曰：东京街头发生的惨剧，想不到竟出现在生于斯长于斯的祖国，国家还有什么希望呢？说罢，血喷如注，悲愤而死。
    噩耗，联踪而来，给五月蒙上了白纱黑幛――
    不久，北大学生周瑞琦、徐曰哲先后在京以身殉国。
    徐曰哲在北京学生罢课以后，在顺治门至西直门一带演讲，在酷日下奔劳数日，竟积劳成疾，在清华病院不治身亡。
    周瑞琦，北大毕业后，潜心攻读，十年不出庭户。青岛问题在巴黎交涉失败的消息传来，周瑞琦忧国积愤，投河而死，殉义前留下一封遗书：近知和会遽停，外交又大失败，我真不知死所矣。五中悲愤欲裂，不知所云。青岛乃圣人发祥之地，乃吾国华，又用武必要之港。要塞一失，门户洞开，何以能国。我闻得诸君开会力争，决一死以作诸君之气。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似乎在为“决川泄流”提前开掘河道――
    大总统颁发“整纪训令”，向学生挥舞无情的大棒；
    北大校长蔡元培被迫辞职出走，学生们失去了心中的精神领袖；
    中央公园的大门被警察上了锁。这意味着，所有公共场所已向爱国学生们关闭；
    随之，大总统拒绝接受曹、陆二卖国贼的辞呈，反而褒奖他们“体国公诚有裨大局”，向学界伸出挑衅的剑刃；
    与此同时，各地都在盛传，军方准备铤而走险，用屠杀来镇压反抗。甚至在总理钱能训家中举行的官方会议上有人提议要求关闭北京大学，解除校长职务等等。
    学生们意识到，军阀政府已经准备向他们全面开战，而学生获释后的初澜乍息只是暴风雨中的片刻宁静，宁静中酝酿的更大风暴还在后面――于是，刚刚平覆的校园再度掀起巨澜。
    5月18日，北京18所大专院校召集学联紧急会议，决定举行总罢课。《罢课宣言》很快发往各省议会、商会、工会、农会及各学校、各公团、各报馆。次日，北京所有中学生也加盟罢课。不久，总罢课的飓风席卷全国学界。
    5月18日这一天，古老的北京城被撼动了：宣言，传单，在人们手上传递；口号声，演讲声，此起彼落，气动云霄；泪光，火光，一起映照着这个日子。
    上午，北京学界齐集北河沿的法科大学大礼堂，举行郭钦光烈士追悼大会。会场正中高悬郭君遗像，旁挽：“力争青岛、死重泰山”八个字，挽联挂满四壁，与会者5000余人，个个面显凄色，哀乐悱侧，悲人泣下，全场大哭。
    下午四时，北大发动全市各大学，齐集先农坛焚烧日货。北大学生特别用骡马大车拉满日货载往先农坛，车上立着用日本货制成的二个偶人，引得沿途观者如云，拍手称快。当堆如山积的日货在万目共视下化为一炬时，天上飘飘洒洒落下雨来，在场的人们不禁欢呼：天理所在，天公落泪了！
    当日，各校组成“十人团”，手掣白旗，分赴全市各处演讲，高师在前门一带，北大在内城，清华在西门，北师大分赴京畿昌平、南口、西郊演讲，“十人团”所到之处，观者如堵，听众无不动容，唏嘘泪下。之后，“十人团”演讲渐渐扩展到京汉铁路一带及山海关、长辛店……
    6月初，形势急转直下。
    经过连续3天的大逮捕之后，到6月4日，军阀政府关押学生达1150名，不仅使北京的监狱人满为患，而且在大学校区出现了临时监狱。北大法科校舍正门贴上了“第一学生拘留所”的纸条，北大理科校舍成了第二临时监狱，文科校舍也陷于军队的四面包围之中。但学生们不为所屈，街头演讲的学生很快扩至5000多人，京城的每条街道、胡同和公园、市场都变成了集会演讲场地。一些学生特制一种“纸襟”挂在胸前背后，上书“还我青岛”“抵制日货”等口号和“十人团”的编号，往木箱上一站就开始演讲，令军警防不胜防。还有的学生身背被褥在街头演讲，做好在监狱里安身的一切准备。
    大逮捕的消息，恰如投石激浪，使全国的抗议怒潮排闼而起。市民和工人的情绪被点燃了，决定和爱国学生联合行动。这个联合行动首先从上海开始。
    6月4日暮色降临之前，上海街头突然出现一片“小白帽”。自抵制日货以后，中国人很少再戴草帽，因为草帽多是日本生产的，而“小白帽”则成为与日货“不共戴天”的抵制者的标志。暮色中，上海学联组织的劝说签名罢市行动在激昂的演说之后悄然开始了。“小白帽”走访各个商店，请求店主签名同意次日起开始罢市，系于真诚所感良心所在，几乎没有人拒绝这样做。这一天的沪上黄昏和一个别开生面的破晓达成了默契。敏感的日本领事馆立即放风说，上海6月5日可能发生商人罢市，北京的新闻界也作出了这样的预言。
    果然，6月5日早晨罢市如期而至，整个南市区的商店没有一家开门。罢市迅速扩展到相邻的市区，1小时后扩展到法租界和英美租界区，随后像野火一般蔓延到闸北，中午时分遍及整个沪上，除廖廖几家外国商店外，各种店铺、包括娱乐场所和饭馆都纷纷关上沉重的木板，整座城市仿佛面临一场战争或革命。
    上海工人的联合行动也在6月5日这一天。罢工首先在纺织工厂拉响汽笛。印刷工人随之宣布罢工。接着扩展到机器厂、铸造厂和钢铁厂、化工厂，之后，公共汽车公司、电话局、电报公司及交通公司、石油、烟草公司、火柴厂、造纸厂的工人随之加盟罢工队伍。罢工风潮在短短几天内便吞没了上海滩，连十里洋场都失去了往日的喧闹与繁华，不仅有餐馆工人、泥瓦匠和清道夫，甚至乞丐、小偷、歌妓都卷入罢工。接着，罢工工人走上街头，开始连续3天的示威游行，万众攒动中，首次打出醒目的标语：“拒签和约”。

    五四运动的巨浪，拍击着青岛湾，森然凛立的岸礁，激起波翻浪卷――
    首先作出反应的是岛城学界。
    明德中学的课堂上率先贴出排日标语，校园里顿时失去了往日的平静。位于德县路的明德中学，是创设于1911年的一所老校，和日本守备军司令部近在咫尺。这张出现在日军司令部眼皮底下的排日标语，立刻引来大批日本宪兵。数名师生被拘捕到日本宪兵队审讯，但标语出自谁手始终查无下落。宪兵队一怒之下查封了这所中学……数日之后，上海《申报》登载了这则消息。
    不久，青岛金融界再起波澜。岛城各钱庄银号联合拒斥日本正金银行发行的钞票，迫使日金钞票价格大跌。从6月2日开始，济南金融界议决对日本金融的抵制办法，第一条就是拒用日本钞票，同时断绝与青岛日金银行的往来。岛城各钱庄银号立即群起响应，共同抵制日金钞票。这样一来，使日金钞票在主要流通区域陷入内外交困的地步。为抑制日钞剧跌，日本宪兵队拘捕华人钱庄银号职员37人，罪名加之“因彼等将正金钞票抑价之故”。在日本一统天下的青岛，日本宪兵队尽管可以肆意捕人，但面对日钞剧烈下跌的败运却徒唤奈何。
    由北京首倡的抵制日货运动很快便燎原全国，作为大宗日货产地和进出口港的青岛，自然倍感“风刀霜剑严相逼”。抵制之风日盛一日，无论青岛进口还是产于青岛的日本火柴同其它日本货一样被中国民众所唾弃，青岛港1919年的日本火柴进口量骤减了一半还多。日本人在青岛开设的山东火柴厂和磷寸株式会社，因产品受到抵制不得不转口大连以免遭遇灭顶之灾，由此导致成本大增。
    青岛是日本棉纱生产基地，棉纱外销也遭到坚决抵制。据1919年胶海关贸易论略记载：“本埠自制之棉纱及火柴，因受抵制声中一种新现象之连累，悉改运各口，棉纱往大连、天津，火柴往大连”，因转口销售，产品成本增加，日商为此付出了惨重代价。
    与此同时，港口的日货贸易也日渐下挫，日本产的各种棉纱，呈现异常衰落。春夏两季，运入的原色粗布、原色标布、细斜纹布、红色标布、粗斜纹布，总计50万匹，共值关平银二百余万两，到了秋冬两季，上述进口日货，顿减去五分之四！
    更为日本军政当局深感忧虑的是，与日货的风光不再相反，青岛第一家华商创办的棉纱厂――华新纱厂已从美国运来设备，跻身日商一统天下的青岛棉纺织业。
    五月劲风骀荡的青岛，拿时任胶海关税务司的立花政树的话来讲，可谓“好景不长，变来至速，恍若奇葩甫绽，实被摧折”。
    上海“三罢”斗争对于北京形势的冲击在6月5日以后便表现出来，使每一个人都明显感觉到了它所引起的一系列变化。首先是，军警们筑在大学校区的那些森严壁垒一夜之间便荡然无存了，接着，被关押的学生在鞭炮和欢呼声中走出“临时监狱”，融入街头的欢庆人流，大逮捕，正所谓“来势赫赫去也无声”，以滑稽剧式的结尾草草收场了。但是，上海的“三罢”斗争并没有结束，正在酝酿更大的行动。“三罢”风潮已迅速蔓延，扩展到长江沿岸城市和华北地区，撼动了军阀政府的座基，经济上控制着北京的天津市继之而起，给了北京内阁以沉重有力的一击。6月9日，天津总商会决定罢市，立即引发了北京商界的金融恐慌。6月10日，天津工人开始罢工，全市公用事业顿时陷于停顿，银行家们立即警告政府：如果今天再不解决，明天金融就无法维持下去。
    慑于种种危机和压力，北京内阁6月9日午夜召开会议，决定免去曹汝霖的交通总长、章宗祥的驻日本公使、陆宗舆的币制局总裁职务，以谢国人。至此，五四运动赢得了一场重大战役的胜利。
    6月12日上午，上海罢市、罢工宣告结束。
    “内惩国贼”告一段落。随后，全国民众转入“外争国权、拒签和约”的新一轮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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