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租时期青岛如何治理犬患

青岛建置于1891年6月14日。建置时期的青岛，并无犬患治理措施。

1897年底，德国借口“巨野教案”发动“胶州湾事件”并强占胶澳地区。1898年3月6日，中德签订《胶澳租借条约》，青岛进入德租时期，并由此开始城市化进程。相应地，各种治理城市的市政措施开始出现。德租青岛初期，曾一度被犬患严重困扰。此后，通过采取一系列有效措施，有效遏制了犬患的发生，并使青岛成为我国最早使用狂犬疫苗的城市之一。这一系列措施，对此后主政青岛的北京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亦深有影响。德租青岛时期，治理犬患的措施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通过征收高额狗税，控制养狗数量，降低犬患发生几率

德租青岛初期，曾一度被包括狂犬病在内的犬患所困扰。据1897年10月-1898年9月报告年度的《胶澳发展备忘录》记载，胶澳地区“华人饲养数量极大的半驯服状态的狗在当时曾给社会治安带来了很大麻烦。”而1904-1905年度的《胶澳发展备忘录》也有“过去在保护区流行的狂犬病”的记载。

为了有效遏制犬患，德租当局采取的第一个措施是征收高额狗税，借此控制养狗数量，以达到降低犬患发生几率的目的。

1898年9月2日，德租胶澳总督府发布关于征收税赋的法令。该法令共9条，其中第六条专门就狗税做了规定。具体内容如下：

狗税为每年10银元。青岛市郊村庄中国人的看家狗除外。在警察局登记的狗均须佩带项牌以资识别。在3个月内交回狗牌的，退还一半税款。

事实上，德租青岛时期的赋税项目之后还有所增加，后期曾增加至20余种。然而，在最初不到十种赋税的情况下，狗税竟赫然在列，这一做法在今天看来也是颇为不可思议。由此，足见德租当局对该项税收的重视，或说对治理犬患的重视。

不过，同征收狗税这一措施相比，高得有些离谱的狗税税额更让人难以置信。按规定，狗税应每年缴纳，1898年狗税为每只狗10银元，到1912年狗税已涨至每只狗15银元。而1898年10月3日开始在胶澳地区拍卖的土地，每平方米的平均卖价才1块银元。可见，如果按照1898年不变价，为养一只狗而缴纳的税钱，1898年当年就可以买到10平方米的土地。以此推算，如果一只狗养10年的话，为其缴纳的狗税就可以买到100多平方米的地。狗税之高，使得养狗俨然成为富人的特权，而对于大多数穷人而言，还真的是“买得起房子，养不起狗”。如此高昂的养狗成本，在今人看来，实在有些匪夷所思。也让人有理由怀疑，德租当局征收狗税是为了增加税收。但事实并非如此。

根据史料，德租青岛时期的狗税从1902年10月1日至1903年9月30日的财务年度开始征收，当年狗税为3389.3马克。从当年的殖民地收入中可以看到，在所有16项收费中，狗税竟高于土地登记费、狩猎证及武器出售费和学费，列于第13位，占全年收入的1.2%。这是一个今天的人无法想象的比例。这样“可观”的比例和收入实在无法不让人怀疑德租当局征收狗税的目的就是为了增加税收。

查此后历次财政年度的收入情况，狗税的位次都不是太低。例如，在1908年10月1日至1909年9月30日的财务年度中，狗税为4119.26马克。在所有28项收费中，狗税亦高于窑厂税、户藉区收费、土地局收费、护照和收据及翻认费，位列第23位。不过，狗税的比重已经明显下降，只占全年收入的0.17%。从某种意义上，这样的比重对政府增加财政收入的意义已不是很大。

鉴于自青岛开埠以来，狗税在税收中所占比重有明显下降趋势，且比重对增加税收已无太多实质意义，我们此前的怀疑不免有所动摇，即德租时期征收狗税的确不是为了增加收入，而是纯碎为了治理犬患，事实亦是如此。早在提出征收狗税的1898年，德租当局就明确指出其目的“与其说是从财政考虑，不如说更多地是从治安方面考虑。”而在开始收取狗税的1902年，也有“并非是为开辟国家收入来源，更主要的是为公共治安需要。”的说明。可见，德国在占领青岛之初，已将养狗上升到公共治安的高度予以重视。1912年的《养狗纳费章程》规定：一人有第二个狗，须交洋20元；有第三个或第四个，每个均按25元纳税。如此高昂的养狗成本，无疑会让很多想养狗的人望而却步。而从某种意义上，有效地控制了养狗数量，犬患发生的几率自然就会相应减少。

根据能查到的德租时期狗税的征收情况，可以看到从1901年至1909年，胶澳租借地的狗税并无明显增加，这说明当时的养狗数量也比较恒定。可见，征收高额狗税的确从一定程度上控制了租借地的养狗数量。

胶澳租借地狗税缴费情况（1901-1909）

二、通过制定严格养狗规定遏制犬患发生

在控制养狗数量的同时，德租当局对养狗也有非常严格的规定。早在1903年5月颁布的《关于给狗带笼头的章程》中就有“市区内严禁不戴笼头的狗到处乱跑，违者将被罚款。”的规定。这一点，《青岛官报》相关“告白”也可佐证。据官报统计，德租时期在青岛中山路上遗失的所有物品中，狗笼头（或狗笼嘴）出现频率非常高。德租时期的中山路，是青岛富人相对集中的区域。尤其是南段，最初规划为欧人区，直到德租末期，才允许华人居住。鉴于这一时期，养宠物狗成本高昂，从某种意义上，中山路一带无疑就是当时青岛养狗最集中的地区。在这一区域频繁发现丢失的狗笼头，恰恰说明当年的青岛只有戴上笼头的狗才能被主人带到街上。

1908年4月23日，青岛曾发现一只患有狂犬病的狗。为防止该病蔓延，辅政司几乎第一时间在《青岛官报》发出“关于市区内严禁不戴笼头的狗到处乱跑的告示”，重申1903年5月19日《关于给狗带笼头的章程》。并规定，“市区内严禁不戴笼头的狗到处乱跑，违者科罚。巡警有权将不戴笼头的狗就地打死。”这一措施不可谓不严厉。而如此严厉的措施，与前文的高额狗税，皆足以证明当年政府治理犬患决心之大。

三、积极预防和医治狂犬病

由于德租时期采取了上述颇为有效的措施来治理犬患，到1905年“过去在保护区流行的狂犬病，现已极少发现”。但即便如此，还是无法完全避免狂犬病的发生。就现有档案记载来看，1905-1909年，每年都有狂犬病病例出现。如1906-1907报告年度曾发现一例狂犬病、而1907-1908报告年度内官方确认了6例狂犬病。在1908-1909报告年度，仍发现了6例狂犬病，这些狂犬病“是在一头山羊和五只狗身上发现的，起因是来自中国地区的狗的传染。”为了避免狂犬病蔓延，德租当局积极采取有效措施，预防和医治狂犬病。当年对狂犬疫苗的研制和对病人的救助，即便用现在标准来看，也相当完备。

1884年法国人巴斯德发明狂犬病疫苗，这一发明使得狂犬病不再是绝症。但该疫苗的量产是多年以后的事，在中国的广泛使用则更晚。然而，早在1905年1月，青岛已有专门的狂犬病防护站，这在国内也是比较早的。该狂犬病防护站的投入使用，极大便利了相关治疗。因为，在防护站投入使用前，曾有驻李村的2名被有狂犬病的狗咬伤的水兵不得不被送到上海的巴斯德研究所进行治疗。可见，青岛的狂犬病防护站成立前，如果以青岛为原点，以青岛到上海为半径画一个圆，这个区域内只有上海能提供狂犬病疫苗注射。这也意味着，青岛的狂犬病防护站成立后，其救治范围不仅仅局限在山东境内，很可能辐射到整个华北，甚至惠及部分东北地区。

根据档案记载，该狂犬病防护站投入使用后，最初主要开展一些科研活动。最初时，科研活动主要是在野兔身上进行。如在投入使用的当年，该防护站曾对220只野兔进行了接种；第二年曾经给313只兔子进行免疫注射。同时，防护站还对疑似患上狂犬病的狗进行观察。1905年发现有3只被怀疑得了狂犬病的狗的确出现问题；1906年则对5只狗进行狂犬病观察。这些观察活动，极大地丰富了防护站的相关工作经验。

至于对人员的医治，在最初并未进行。不过，到了1906-1907报告年度，“在狂犬病防护站，通过连续的细菌培养，为成为必要的（狂犬病）接种储备了足够材料。”可见到此时，防护站已经有能力进行人体狂犬病疫苗接种。但这一报告年度，尚没有进行人体狂犬病疫苗接种。有记载表明，到了1908年，狂犬病防护站曾对4个欧洲人和2个华人进行狂犬疫苗接种，其中5个人都有被疯狗咬过的嫌疑，而另一人是实验室工作人员，他曾不慎被疯狗毒液污染的器械刺破了皮肤。

1908年夏季的后期，由于“通过一种廉价而可靠的方法继续生产出这种病（即狂犬病）的疫苗”，使得这种“珍贵的狂犬病疫苗的价值只相当于其过去价值的1/5”，这意味着狂犬病的医治成本大大下降。随着技术的越发完备及疫苗的大量出现，位于青岛的狂犬病防护站很快将救助范围扩展至周边地区，尤其是临近的山东内陆地区。如1909年，狂犬病防护站曾对高密的2名被疯狗咬伤的中国人进行了狂犬疫苗注射，“这两名被注射过疫苗的人在6个月后仍很健康”。

德租时期治理犬患的诸多措施，对此后青岛的相关城市治理可谓影响深远。如胶澳商埠时期曾一度征收高额的犬牌费，其主要目的就是为了限制养犬，这一做法无疑跟德租时期如出一辙。而南京国民政府第一次统治青岛时期，曾规定“养狗必须带口网，否则将被做为野狗处置。”这一做法也是延续了德租时期的做法。此外，上世纪30年代之后，青岛曾经大规模地开展“狂犬预防注射”，每年两次为“饲犬”进行预防注射。这一做法在很大程度上也得益于青岛早在德租时期即是中国较早开展狂犬疫苗注射的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