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寻一座城市的烟火气

读《青岛里院——一种城市基因的发现》有感

作者简介：陆安，青岛市教育科学研究院二级教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首批享受山东省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青岛，是一座年轻的城市，加之与五四运动极为特殊的关联，素来被称之为“青春之岛”。从当年名不见经传的小渔村，开启山林，一路前行，筚路蓝缕，栉风沐雨，终于发展成为今天颇具影响力和知名度的现代化、国际化大城市。破解这座城市成长的密码，可以有多种视角，亦可以有多种路径，从富有城市特质的建筑入手，无疑是一种行之有效的视角与路径。2025年1月，同济大学出版社推出了聂惠哲的新作《青岛里院——一种城市基因的发现》，从某种意义上讲，填补了这一领域研究的空白，给人们带来新的思考、新的启发，势必会推动人们对这座城市的认知更上一层楼。

 一、 让里院中的“人”不再隐身和失语

据统计，里院，最鼎盛时期，在青岛达到了600多座，数量不可谓不多。然而，长期以来，与里院相关的研究成果却寥若晨星、屈指可数，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缺憾。在这种背景之下，聂惠哲的这本新作愈发显得弥足珍贵。这本书，属于相关档案编研的成果之一。基于30余个全宗、4万卷/件/册馆藏档案，进行披沙拣金式的研究，那种青灯黄卷、孜孜以求的钻研场景，可以想见，令人肃然起敬。

里院研究，一直处于浮于表面、拘于形态的低端状态，这主要表现在建筑学意义上的研究压倒一切，热衷于冷冰冰的“物”的考证，却忽略了对穿梭在其中的活生生的“人”的挖掘，更具生命力的“人”的缺席和失语，让里院本该拥有的色彩斑斓的人文历史内涵流失于无形，这种研究视域的偏狭制约了整个城市史研究水平的提升。概言之，就是“物”一度遮蔽了“人”。新年伊始，呈现在人们面前的这本青岛史研究新作，一改往昔里院研究的沉闷、僵硬、机械、死板的状态，开始将与里院有关的“人”的元素纳入到研究视野之中，诸如里院的业主、经租人、租户、市政官员、建筑师以及院丁、愿警、杂役、清道夫等，在作者栩栩如生的描述中，从尘封已久的档案中走了出来，从沉默不语的状态中走了出来，拥有了一席之地，仿佛变成了能开口说话、能展现喜怒哀乐真表情的生动的“人”。这正是这本书的功力之所在、魅力之所在、价值之所在。毕竟，舍弃了对历史场景中“人”的关注和复盘的研究，是隔靴搔痒、言不及义的简单勾勒，而不是直击要害、触及灵魂的倾情描摹。

透过这本书，我们可以管中窥豹，一窥隐身于里院建筑之中、湮没于历史风云之中的一个个很有戏剧色彩的小人物。他们的出场，让我们触手可及这座城市曾经有过的温情脉脉、烟火气息，也让我们切身体验这座城市渐行渐远的刀光剑影、险象环生。前者，以1930年至1931年几乎以一己之力承担起有史以来第一次里院调查，写出了详实的调查报告的社会局办事员李肇元为代表，如果没有李肇元的努力，人们不会对青岛里院的基本状况、人际关系、居民构成、风土人情产生直观而清晰的认知，聂惠哲在书中写道：“在半年多时间里，他曾两次集中调查了近400个里院。正是通过他的调查，社会局得以向市政府呈报第一次里院调查的统计表和调查报告。值得称道的是，但凡有调查任务，李肇元都会提交一份报告，详述具体的调查行程及所调查里院情况。通读他的‘里院调查日志’，感觉自己仿若读了一部别样的里院报告文学。”后者，则以1933年一起命案——姜子先之死而牵扯出来的中映医院院长、韩国人金允湜与青岛地方司法当局之间的纠缠与博弈为主线，小中见大，折射出了当时日本对韩国的殖民统治和1922年青岛回归之后继续在青岛保持影响力的历史大背景。这种历史书写，适应了当下“小历史与大历史对话”的新文化史和微观史的研究趋势，一下子走在了学术研究的前列，具有相当的学术价值。

 二、里院是一个“复杂巨系统”

 与北京的四合院、上海的里弄乃至福建永定等地的土楼一样，里院是具有青岛地方特色的建筑形态，值得珍视。里院作为一种商住两用、绵延颇久的特色建筑，见证了青岛这座城市风雨沧桑的历史演进过程，定格了这里的烟火气息与市井生活。称之为城市发展的“活化石”并不为过，称之为时光凝聚成的“复杂巨系统”也有道理。所谓“活化石”，是指里院穿透岁月，物是人非，“物”——建筑的物理形态，很多一直存活到了今天，在城市更新步伐日益加快的当下，修葺一新,闪亮登场，成为给这座城市带来文旅效应的网红打卡地之一，青岛引以为傲的城市地标也因此增添了崭新的成员、元素和内容；所谓“复杂巨系统”，是指里院功能多元，涵盖丰富，举凡城市规划、建筑设计、美学追求、房屋形态、历史脉络、掌故旧闻、人文特质、生态环境、生活图景，举凡城市的政治、经济、文化、司法、民俗，均有不同程度的映照、投射、聚集和展现，成为认识和体味青岛这座城市不可多得的切入点。

凝视青岛里院，我们不禁要问这样两个问题：“里院之于青岛，到底意味着什么？青岛之于中国，到底意味着什么？”里院的研究，需要纳入到青岛整体的研究框架之中、作为青岛整个城市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来进行，同样，青岛的研究，也亟待纳入到中国整体的历史进程之中、追随全国乃至世界最新的学术研究步伐，同频共振，相得益彰，不能孤芳自赏、囿于一隅、故步自封、独立运作，绝缘是不行的。在这方面，需要寻标和对标，需要找寻值得学习和借鉴的参照系，惟其如此，才能实现从量到质的跨越式发展，这是青岛史研究在新的时代语境之下高品质、高水平发展的必由之路。

近年来，历史学研究的创新性越来越体现在方法论的开放和价值观的包容，在社会史、城市史、生活史、微观史等诸多领域均有不同程度的表现。熊培云《一个村庄里的中国》一炮打响，他提出的“强国家弱社会”和“弱国家强社会”的选择与博弈的观点，为社会史研究注入了汩汩新鲜血液。如果以此为标准，来考察青岛里院实际运行状态的话，分明就会感受到青岛伴随着整个国家历史的演进所发生的悄然变化，那就是1911年辛亥革命埋葬了满清王朝、建立起亚洲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之后，一以贯之、毫不掩饰的以国家力量推进现代化的潮流，但这往往会遭遇到地方文化的阻抗。之于青岛，之于里院，便是如此。聂惠哲在《青岛里院》中以细致入微的笔触，生动地描述了里院整理会的组织框架、运作机制、人员构成，还原了那个时代地方对“自治”的渴望、追求和践行。不管是城市自治，还是里院自治，都离不开地方精英、乡绅甚至普罗大众、三教九流的积极参与，于是，上层与下层、精英与大众、公权力与私空间之间，到底是怎样一种关系？如何才能维持基本的平衡与和谐？这本书中，重塑了青岛地方精英与乡绅的自治活动以及由此表现出来的精神气质与价值追求，难能可贵，值得肯定。譬如，曾经当过掖县县长的杜星北还有其背后的“掖县帮”，当过第四自治区区长的积厚里业主杨玉廷与日本人加藤重太郎面对一贫如洗、囊中羞涩的租户的不同态度，以业主个人姓名命名的谢南章院所透露出来的“宁波帮”以及对中西医结合的探索等等，都从不同角度诠释了地方精英与乡绅在城市发展进程中不可或缺的作用。

在隆隆作响、滚滚碾来的现代化的车轮面前，地方文化有没有韧性和坚守，考量的是其背后“人”的力量。芸芸众生之中，真正起到灵魂和砥柱作用的，往往就是地方精英与乡绅。青岛在大规模的城市化进程开始之前，不过就是偏居一隅的小渔村，当时胡存约在《海云堂随记》中的记载印证了这一点。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其实并没有人们想像的那么强大无比和法力无边，“皇权不下县”，县以下，基本上依靠地方精英和乡绅来维持着基本温饱型的统治。作为即墨县治下的仁化乡文峰社，当时的青岛，在背后所依托的山脉挤压之下，不过就是前海“泊舟晒网”的穷乡僻壤。以胡存约为代表的地方精英和乡绅，以天后宫为精神和权力象征的地标性建筑，共同勾勒出那个“现代文明前夜”的青岛生活图景。“天高皇帝远”的小渔村，专制王朝统治的“神经末梢”部位，高度重叠在了一起。从那时起步，一直到章高元进驻、德国和日本殖民统治、北洋政府接管、南京国民政府统治，青岛的地方精英和乡绅的身影，一直闪现在这座城市的舞台上，胡存约、傅炳昭、丁敬臣、刘子山、成兰圃、包幼卿、古成章、周宝山、宋雨亭、隋石卿……一长串响当当的名字，代表的是一长串传奇性的故事，而其中又有不少与里院息息相关、密不可分。他们长袖善舞，他们仗义执言，会馆、商会、银行、商号等等都是他们叱咤风云的舞台，他们就是最有代表性的地方势力。在席卷而来的现代化大潮面前，承载着底层民众生活的青岛里院显得越来越不合时宜了，于是乎，被很多缺乏温情和共情、自我标榜为“现代化推手”的人，视之为“落后”“不文明”“愚昧”“肮脏”，大有一举荡平之势。他们借助于国家公权力，试图以“现代化”的名义矫正和重塑生活在里院之中的下层民众的审美追求、生活实态和行为习惯。里院先天存在的安全与卫生等隐患，往往被放大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几乎成了这种建筑形态的“原罪”。如果没有与里院有着切身利害关系的地方精英与乡绅的庇护与缓冲的话，里院能否维系下去都是个问题。那个时代，公权力对私空间的侵入，富有弹性，或强或弱，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地方势力的阻抗。里院背后的地方势力，不容忽视。

 三、推动青岛史研究向纵深发展

 近年来，在中国城市史研究中，王笛的成都史研究可以算得上是一枝独秀，备受瞩目。他的系列作品，如《跨出封闭的世界》《茶馆》《袍哥》《街头文化》等风靡一时，很受学界好评。这些关于成都这座城市历史的书写，突出了一个主旋律，那就是“公共领域”“公共空间”“公共生活”与“私人领域”“私人空间”“私人生活”之间的对冲、博弈、衔接与勾连。这是一个已经被实践证明了的较为成功的历史叙事方法。现如今，青岛也有了自己的类似作品，那就是刚刚出版的这本《青岛里院》。作为青岛史书写的一个较为成功的尝试，这本书迈出了可喜的第一步。我们期盼着在接下来的岁月中能有更多的城市史佳作问世，因为，对于我们生于斯长于斯的这座城市的认知、感悟、体味和书写，是一个有起点没有终点、循环往复、永无止境的探索过程。

依托第一手、真实性的档案开展卓有成效的研究，《青岛里院》无疑是较为成功的范例之一。面对浩如烟海、卷帙浩繁、一盘散沙、并不系统的初始档案，开展里院研究，的确是一个极富挑战性的工作。犹如案件侦破，犹如智力拼图，点滴之间见功夫，细微之处见情怀。比如，作者在描述社会局办事员李肇元开展对里院的调查及报告时，就糅入了自己的情感，对敬业本分的小人物，对苦苦挣扎的贫苦人，都有显而易见的悲悯情怀的流露，这一点难能可贵。历史本相与历史表达从来都是有一定距离的，这鸿沟的弥补和填充，靠的就是研究者和书写者饱含热情、激情、感情的投入，汉代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清代章学诚在唐代刘知几强调“史才”“史学”“史识”的基础上增加了“史德”，一脉相承，彰显的都是对历史从业者专业精神的深情呼唤和大力倡导。对自己所从事的历史研究工作秉持起码的温情与敬意，是写出信史、良史、佳史必不可少的先决条件，不可等闲视之。

历史研究需要时刻保持足够的清醒、理性、客观与警惕。“二重证据法”早已蔚然成风，实物研究、文物研究、器物研究等变得十分重要，但，与此同时，非物研究也不能相形见绌，唯有二者紧密结合、相互印证、兼善并美、相得益彰，才能得出对历史精准、科学的判断。在非物研究中，有官方文书、大众媒体、统计调查、文学作品、口述史料、文史资料、回忆录以及图片影像等等。官方文书中，就有档案资料。很多档案，即时形成，良莠不分，有的随手记录存了档，但后来因为各种原因，没了下文，虎头蛇尾，不了了之，如何判断价值？如何合理使用？还有大众媒体，很多匆匆过客来过青岛，兴之所至，挥毫泼墨，写成了文字，刊登在了报刊之上，但这种蜻蜓点水般的认知，究竟有多大的参考价值？能够拿来作为对青岛这城市作出深刻判断、准确定位的依据吗？更不用说带有很强的主观感情色彩的回忆录、文史资料和口述史料了，“为尊者讳”“为贤者讳”“为自己讳”就是其先天具有的不足与缺憾，须要依靠更多、更有说服力、更有权威性、更加中立的证据来进行“去伪存真”的过滤和加工，否则，很难经得起检验。历史研究所面临的挑战，给我们治史者敲响的就是永远的警钟。

《青岛里院》的出版，对于青岛史研究来说，意义非凡。用足、用好档案资源，不断精雕细琢、精益求精、开拓进取、推陈出新，就一定会不断取得丰硕的成果，会在中国城市史研究序列中书写独属于青岛的新篇章、新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