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海大与青岛的校地之缘

1936年，老舍先生在散文《青岛与山大》中写道：

“一个大学或者正像一个人，它的特色总多少与它所在的地方有些关系。山大虽然成立了不多年，但是它既在青岛，就不能不带些青岛味儿。……还有呢，不管青岛是怎样西洋化了的都市，它到底是在山东。‘山东’二字满可以用作朴俭静肃的象征，所以山大——虽然学生不都是山东人——不但是个北方大学，而且是北方大学中最带‘山东’精神的一个。……因为我们是一群‘山东儿’——虽然是在青岛，而所表现的是青岛之冬。”

诚哉斯言，青岛是东西文化并存与相互交融的城市。在城市文化上，青岛既有地处齐鲁之地而丰富浓郁的中国传统文化特征，也有着因近代殖民侵略历史而客观造成的外来文化特性，由此造就了青岛这座城市海纳百川、融汇并蓄的文化特色。

一、私立青岛大学的初建与青岛“天然文化中心点”

1909年，中德双方在青岛议设青岛特别高等专门学堂，议定《青岛特别专门学堂章程》18条。1909年10月25日，青岛特别高等专门学堂开学，为青岛城市建设培养一批人才。

1914年日德战争后，日本占领青岛，青岛特别高等专门学堂被迫解散，在校学生200余人归并到德国人在上海举办的德文医工学堂（今同济大学前身）。自此至1922年，青岛没有高等学校。同时，由于日本统治当局的压制，1919年前后，五四新文化运动在全国轰轰烈烈开展之时，青岛却被迫与新文化运动阻隔，成为一座文化的“荒岛”。

1922年，中国收回青岛主权，久受压抑的青岛文化突破以往德日殖民文化的束缚。同时应和着新文化运动的第二波大潮，并以新文化作为推动力，青岛城市文化得到了长足发展。回归之后的青岛，被辟为国际性商埠，有着优美宜人的自然环境和现代化的市政设施，并有特别市的政治优势，社会安定，民风淳朴，迅速凝聚了人气，商业发达，人才汇集，教育普及，加之执政者施行去殖民化措施，青岛文化得以摆脱以前的殖民地模式，转而成为中国现代文化发展的聚集地，成为堪与津沪比肩的中国沿海现代文化中心城市。

最早提出青岛是“天然文化中心点”这一论点的是当时教育部特派员李贻燕，而赞同此观点的是中国近代教育家、原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先生。1924年，李贻燕时任胶澳商埠督办公署民政科学务股股长，根据教育部要求，对德租以来青岛的教育情况进行了详细调查，形成了《调查青岛教育报告书》，对当时青岛的教育状况作出总结：

“盖青岛气候温和，地处中国沿岸中心点，水陆交通，均极便利，北京、南京、汉口、上海各地新闻邮件二十六小时以内均可到达。……山明水秀，诚理想的文化都会之惟一候补地。……即中央政府应于青岛设一国立大学，不特可为收回青岛之一大纪念，而齐鲁于中国历史上为圣人之邦，阐扬文化，昌明教育，亦国家应负之责任也。……青岛为天然文化中心点，德国前此办理大学，其发达成绩即可预知。应于此地设立大学一所，以便各省子弟入学，离政治中心较远，学者可得安心讲学，而学子亦可安心求学。俾斯麦兵营若能扩充甚为适宜；若重新建筑，则湛山临海一带山麓平地，亦甚宽旷。”

1924年4月，胶澳商埠督办高恩洪计划在德国时期的俾斯麦兵营（日占时期称“万年兵营”，今中国海洋大学鱼山路校区）创办青岛大学，却因经费困难，迟迟未能进行。5月29日，胶澳督办公署成立私立青岛大学筹备处，公推高恩洪、邵筠农、宋传典、傅炳昭、张德纯、刘子山、王子雍、宋雨亭、丁耀西、孙炳炎、孙广钦11人组成校董会，负责筹备工作。另外推举青岛知名人士王西园、王荩卿等29人为董事，聘请国内名流梁启超、蔡元培、张伯苓、黄炎培、颜惠庆、顾维钧、罗家伦等24人为名誉董事。校董会成立后，即开展筹备工作。高恩洪捐款1万，刘子山捐款2万元，作为筹备费用，校址仍拟定为俾斯麦兵营。

1924年6月，校董会定名该校为私立青岛大学。私立青岛大学规划了文、理、法、商、工、医、农林7科的综合性大学架构。但是，考虑到青岛工商业发展需要，校董会决定参照国内其他私立大学创办之初以实用学科为主的做法，先设工、商两科，学制4年。1924年8月11-13日，私立青岛大学在北京、南京、济南、青岛四地同时招生，录取工科、商科新生各40人。这些学生来自山东、江苏、湖南、广东等15个省份，其中包括罗荣桓、彭明晶、张沈川等一批具有先进思想的青年。除了在国内招收学生，私立青岛大学还招收了来自南洋和朝鲜的9名学生。

8月21日，学校董事会举行会议，公推高恩洪为校长，聘请孙广钦为校务主任，李贻燕为教务主任。同时在经费来源方面，决定胶澳督办公署每月拨款1万元，胶济铁路局每月拨款6000元，青岛士绅富豪捐赠4000元，作为该校日常活动经费。9月15日，私立青岛大学首届学生入学。10月25日举行开学典礼，这一天被定为私立青岛大学成立纪念日。为纪念高恩洪的创办之功，私立青岛大学所在地的一座山以高恩洪的字“定安”而取名“定安山”（今中国海洋大学鱼山路校区内的八关山）。

1924年11月，因政潮关系，校长高恩洪离职，由教务主任孙广钦暂代校长职务。1925年1月，校董会推举校董、山东省议长宋传典继任校长。宋传典继任校长后，聘请林济青为校务主任，多方筹措经费，学校勉强得以维持。在经费困顿中，1925年9月，私立青岛大学仍增设了土木工程科、采矿工程科、机械科3个学科。1926年又开设了铁路管理科。1928年由于时局动荡，经费短缺，师生散去大半，学校被迫停办。1929年6月3日，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提议取消私立青岛大学，7月2日，私立青岛大学公函第137号称：“所有一切校产、校舍、账册、图标暨学生名册、器具、书籍等均已于即日点交于贵会（即国立青岛大学筹委会）。”

私立青岛大学是青岛城市历史上第一个由中国人独立办学的本土高等学校，也是中国政府收回青岛主权后成立的第一所高等学校。虽然持续时间只有短短的四年，但是为青岛培养出第一批受过高等教育的专业人才，也增加了青岛的文化底蕴，对青岛确立“北方文化中心”的地位起到重要推动作用。私立青岛大学虽然停办，却为国立青岛大学留存了宝贵的校产，促进了国立青岛大学的成立。

二、国立青岛大学促进了青岛文化高地的形成

1928年5月，日本制造“济南惨案”，侵占济南，省立山东大学被迫停办。5月中旬，国民政府任命何思源为山东省教育厅厅长。随后，何思源在其制定的教育行政纲要中提出恢复山东大学、组建山东大学筹备委员会。8月7日，筹委会召开第一次会议，确定何思源为临时主席，赵太侔、王近信等为常务委员，并讨论筹委会组织条例与大学筹建相关问题。由于济南和胶济铁路沿线被日军侵占，筹备工作无法进行，直到1929年5月日军撤出，山东省政府重回济南，筹备事宜才正式提上日程。但此时教育部对山东这所国立大学的设立地点却有了新的态度。

1929年6月4日，国民政府行政院会议上，教育部部长蒋梦麟提案“改国立山东大学为国立青岛大学”：

“国立山东大学筹备经年，因事实上之困难，一切尚待规划。查该省青岛地方，有私立青岛大学一所，为张宗昌逆党前省议会会长宋传典所办。自胶济经中央接收，该校校长早离校他往，现校中状况纷乱，自不待言，且该校向无确定基金，全赖山东省款，及青岛市款补助。拟即将该校取消，其校产即归山东大学收用。国立山东大学名称，亦拟改称为国立青岛大学。查青岛交通便利，环境优美，设立大学，自较济南为宜。”

会议通过此提案后，教育部遂将国立山东大学筹备委员会改为国立青岛大学筹备委员会，除接收原省立山东大学外，还将私立青岛大学校产收用，以原私立青岛大学校址作为新的国立青岛大学校址。此次山东大学校址的改设，是近代山东继经济中心东移之后再一次的文化中心东移，为山东省在近百年中形成经济、文化双城格局奠定了基础。

1929年6月13日，教育部函聘何思源、王近信、赵太侔、彭百川、杜光埙、傅斯年、杨振声、袁家普、蔡元培9人为国立青岛大学筹备委员会委员，并推定何思源为筹备主任。此后经过一年多的筹备，1930年8月，国立青岛大学在济南、青岛、北平三地招收新生153人；9月20日，国立青岛大学正式成立；21日，举行开学典礼。

国立青岛大学建立之初，确定设文学院，有中文、外文、教育学三系；设理学院，有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四系。首任校长为杨振声，另有张道藩任教务长，闻一多任文学院院长兼中文系主任，梁实秋任外文系主任兼图书馆馆长，黄际遇任理学院院长兼数学系主任。

国立青岛大学校长杨振声以“兼容并包、民主科学”为办学宗旨，邀请国内外知名学者、教授前来任教，致力于提升国立青岛大学以及青岛的文化地位。他认为：

“山东在历史上，对于哲学、文学地位皆甚重要。只以近来开发迟钝，一时落后，人且并其历史上之地位而忽略之。青大忝为地方最高学府，其责任也自然重大，不独注意现在，也应看到将来。对于历史上的地位，不但负恢复之责任，且当光明而扩大之。这并非太偏重地方，因为一国的文化，就是各个地方努力的结果之总和。”

杨振声任职期间，治校严谨、讲求民主，深得教师尊重，奠定了国立青岛大学的良好办学基础，并对以后的国立山东大学产生深远影响。其院系设置突破以往国立大学文理分设的模式，形成文理合并、兼容并蓄的特色。后来的国立山东大学继续延续了这一特色，获得著名教育家蔡元培的赞许：

“山大还有几点特色，是其他各大学少有的……第一，文学院与理学院合并为文理学院——因为文理不能划得界限太清楚了，……所以，山大合并来办是非常好的。第二，是理工两学院都在一起来办……工就是理的应用，理就是工的基础，两个东西是不应分开的。现在山大将两院在一起来办，自然很经济，而且很容易得到好的成绩的。第三，是农学院能按照本省的农业情形，加以研究，再想法来改良和发展本省的农业，这也是非常适宜的。”

1932年9月，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会议决定，将国立青岛大学改名为国立山东大学，任命原国立青岛大学教务长赵太侔为继任校长。赵太侔接任校长后，遵循杨振声的治校成规，并在1933年秋增设工学院于青岛，内分土木工程及机械工程两学系；1934年秋增设农学院于济南，设研究、推广两部。1936年7月，赵太侔辞职，国民政府教育部派林济青代理校长。1937年秋，抗战爆发，国立山东大学改迁安庆，不久停办。直至抗战胜利后，1946年，国立山东大学才又在青岛复校。

20世纪30年代，国立青岛（山东）大学名流云集、师资雄厚，汇集了中国的知名学者与知识精英。其中包括著名作家闻一多、梁实秋、沈从文、老舍等，也包括著名自然科学家王淦昌、童第周、汤汉腾、曾呈奎等，学术气息空前浓郁，形成建校后的相对鼎盛时期。由此，国立青岛（山东）大学逐渐发展成为国内一流大学，在中国现代高等教育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同时，以其少有的办学特色以及雄厚的师资力量，国立青岛（山东）大学教学成绩获得当时社会各界认可，毕业学生“或在山东各中学担任教职，或在工业界担任技术工作，一年以来，颇著声誉，负责耐劳，学业充实，为各方一致推许”。可以说，国立青岛（山东）大学的建立与发展为青岛20世纪30年代经济、科学、文化的繁荣兴盛提供了重要的人才与教育支撑。

青岛能成为与北京、上海相提并论的文化中心城市，究其原因则是20年代末至30年代后期也即青岛城市建设发展史上的“黄金十年”。这一时期，相较于作为“四战之地”“兵家必争之地”的济南，位于胶东半岛的青岛远离战乱。同时由于埠内的国内、国际关系复杂，青岛统治当局在政治干涉、文化管控方面被迫有所收敛。尤其是在沈鸿烈主政青岛期间，青岛的经济、教育、文化获得较大发展，逐渐成为当时国内的发达城市。在其他地区战乱频仍的时代，青岛以其政局稳定、商业兴盛、言论相对宽松的社会条件，加之“红瓦绿树、碧海蓝天”的独特山海风情与宜人气候环境，吸引众多文人墨客与科学精英前来，形成中国现代科学与文化发展的“世外桃源”。

同时，国立青岛（山东）大学的创办吸引了众多中国现代作家聚居青岛，闻一多、王统照、梁实秋、老舍、沈从文等现代作家学者在青岛或教书育人，或从事写作，酝酿或创作出《骆驼祥子》《边城》《月牙儿》《从文自传》等近现代文学名篇。青岛的本土文学和左翼文化也在这种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环境中茁壮成长。

国立青岛（山东）大学内外的学者教授在青岛创作的众多优秀作品，促进了青岛城市文化的形成，树立起青岛在全国的文化地标。学校还定期邀请蔡元培、冯友兰、胡适、顾颉刚、竺可桢、潘光旦等国内学术大师到校讲学，学术演讲对市民开放，有效满足了当时在校学生以及青岛市民的学术文化需求。养成风气、倡导交流，国立青岛（山东）大学带来的文化聚集效应，打破了“青岛难通”的迷信，吸引众多学者名人来到青岛的同时，也使青岛城市的思想文化如川流归海，紧随全国思想文化大潮而波动，极大地提升了青岛城市文化的站位与视野。除此之外，往来青岛的大师们在教学中也培养了一批本土人才，从青岛走出的诗人臧克家、作家徐中玉后来成为享誉国内外的文化精英。

三、国立青岛大学与青岛海洋科研城的奠基

青岛是中国近代海洋观测起步最早的城市，拥有国内最完整的海洋水文记录，率先设立了海洋科学研究机构和教育机构，创办了全国最早的海洋科技刊物，成为中国海洋科学事业的摇篮。

1928年11月，青岛观象台成立海洋科，是为中国最早的海洋研究机构。1930年7月，该台创办的《海洋半年刊》是中国最早的海洋学术期刊。1930年夏，中国科学社在国立青岛大学召开第15届年会，蔡元培、杨杏佛、竺可桢以及蒋丙然和宋春舫等联名倡议在青岛筹建中国海洋研究所，议决先行筹建水族馆。

国立青岛大学建校伊始，校长杨振声即对发展海洋学科作出长远规划：

“青岛附近海边生物之种类，繁盛不亚于厦门，而天气凉热适中，研究尚独较厦门为便。若能利用此便，创设海边生物学，不但中国研究海边生物学者，皆须于此求之，即外国学者，欲知中国海边生物学之情形，亦须于青大求之。如此则青大将为海边生物学研究之中心矣。”

1930年，国立青岛大学成立之初就设立生物系，并根据规划，偏重海洋生物研究。后继者国立山东大学校长赵太侔同样重视海洋科研，计划成立海洋研究所，并亲自拟写《国立山东大学海洋研究所大纲》，对该所的研究领域和方向都作了详细规划。1933年，国立山东大学生物系在青岛沙子口设立国立山东大学海洋生物研究所，采集本区域的海洋生物标本，对青岛海产生物进行系统研究。1934年夏，在获得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华海产生物学会等单位赞助后，国立山东大学组织各校师生联合开展研究，并参与青岛海滨生物研究所的筹建与运营，在海洋科研领域逐步确立了全国的领军地位。

国立山东大学在生物系课程设置上也增加了具有海洋特色的科目，并于1936年建立海洋生物学、海藻学等多个实验室，在曾省、沈嘉瑞、喻兆琦等海洋领域专家的指导下，学生较早即接触并从事海洋科学研究。在国立山东大学出版的《科学丛刊》中，生物系学生关于海洋研究的论文就占有相当比重，其中《青岛产前腮类介壳之研究》《青岛的棘皮动物》《捕章鱼之调查》等具有较高水平。

国立山东大学的海洋科研并不局限于青岛海域，其范围北至龙口、威海、烟台，南至厦门、台州、海南岛，对山东乃至中国其他海域也开展过广泛的海洋生物研究，且成果斐然。1936年，国立山东大学生物系教授林绍文和曾呈奎分别撰写《中国十字形水母之研究》《海南岛海产绿藻之研究》两篇论文，在国内海洋科研杂志《海产生物集刊》发表，在中国海洋生物研究领域中占有重要地位。

从20世纪30年代兴起并繁盛的青岛海洋科研事业，奠定了青岛作为中国现代海洋科研高地的基础，也是青岛被称为“海洋科研城”的伊始。

四、国立山东大学复校与青岛文化复兴

抗日战争胜利后，1945年9月，国立山东大学校产保管处向国民政府教育部申请接收学校停办时所缴纳的契据、印信、文册等。11月6日，国民政府教育部批准青岛教育局局长孟云桥接收在青岛的国立山东大学校产经费100万元。

1946年，国立山东大学在青岛正式复校，国民政府教育部任命赵太侔为校长。复校后的国立山东大学系科设置有较大调整，办学规模有所扩大。新增设农学、医学等学科，共设文学院、理学院、工学院、农学院、医学院共5个学院15个系，其中新设水产系、地质矿产系、农艺系和电机工程系均为国内高校首创。众多著名学者包括陆侃如、冯沅君、童第周、曾呈奎、杨向奎等相继受聘到校执教，重新充实了国立山东大学的师资力量和科研学术氛围，并为大学与城市的后续发展奠定良好基础。

青岛解放前夕，为反对国民党当局企图将国立山东大学南迁台湾，该校学生自治会按照中共地下党组织的指示，召开学生大会，通过反对水产系南迁的决议，并于1949年3月28日在校内举行示威游行，反对南迁，开展护校运动，迎接青岛解放。

1949年6月2日，青岛解放。1950年，国立山东大学首届师生代表会议召开，选举产生新的校务委员会，华岗为主任委员。1950年2月，经中央教育部批准，华东大学迁至青岛与国立山东大学合并。1951年3月，华东大学、国立山东大学迁并处理委员会召开会议，中央教育部与会代表宣布批准后的合校方案和领导人名单：撤销华东大学建制，国立山东大学去掉“国立”二字，华岗担任校长，童第周、陆侃如担任副校长。合校后的山东大学设文、理、工、农、医五个学院和政治、艺术两个直属系，共18个系和2个研究所。

山东大学合校之后，对青岛文化复兴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人文社科综合性学术杂志《文史哲》的创办。1951年5月，在山东大学校长华岗支持下，《文史哲》创刊，编委会成员多为历史、中文两系和历史语言研究所内有影响的教授、学者。办刊宗旨是“办好刊物、繁荣学术、培养学术人才、发现学术人才”。在《文史哲》创刊号封面上，可以看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多样性研究成果，包括杨向奎《研究〈实践论〉》、华岗《鲁迅思想的发展逻辑》、赵俪生《爱国主义思想家顾炎武的反清斗争》等等。华岗治校期间，结合新中国成立后的教育要求，号召全校文科教师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改造学术思想，提高教学和科研水平。

奠定《文史哲》在全国学术界地位的是陆侃如发表的《纪念五四，批判胡适》，这是最早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思想改造运动中批判胡适实用主义思想的文章。1954年9月，《文史哲》又刊发批判红学家俞平伯研究《红楼梦》实用主义观点的文章《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该文被《文艺报》转发，在全国引起广泛反响，并得到毛泽东主席的赞赏。山东大学的《文史哲》期刊从此蜚声国内外，成为中国文科学术研究的高地。

《文史哲》成为山东大学在国内高等院校文科学术研究的标杆，也成为青岛文化复兴的耀眼旗帜。山东大学迁往济南六年后，1964年毛泽东主席给山东大学高亨教授的信封上仍然写着“青岛山东大学”。

兴办高等教育，提高城市文化素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这是优秀大学对所在城市的重要作用。20世纪50年代，山东大学文科的繁荣曾在国内高校独领风骚，成就了山东大学发展的第二个“黄金时代”，“陆冯高萧，八马同槽”就是这个时代山东大学学术繁盛的标志，也造就了青岛城市历史上人文学术研究的鼎盛期。

五、山东海洋学院及中国海洋大学是青岛海洋之城的科研支柱

1958年7月，教育部电令山东大学归山东省领导。9月23日，山东省委传达关于山东大学迁往济南，水产、海洋以及筹建中的地质地貌系和附属中学留在青岛的迁校方案。12月，山东大学（青岛）党委向山东省委呈报《关于筹建海洋大学的工作报告》，就建立海洋大学之必要性、山大留青人员状况、拟设置学科及五年发展规划等方面作了详细阐述。1959年3月，中共中央批准山东省委《关于成立山东海洋学院的请示报告》，同意成立山东海洋学院，并由山东省领导；同意先设海洋水文气象、海洋物理、海洋化学、海洋生物、海洋地质地貌共5个系，学制四年；所需师资由山东省及国家有关部委协助解决，并列入当年高等院校招生计划。1959年9月1日，山东海洋学院在八关山新礼堂举行开学典礼，山东海洋学院正式成立。

20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山东海洋学院相继参加山东省近海水产资源调查和全国海洋普查，并在其中发挥主要作用。其间，既参与海洋普查整体计划和实施方案的制定、主持骨干队伍的培训，也承担急难险重的海上调查任务，为国家和山东省掌握近海资源基本情况、制定全国和区域海洋事业发展规划，提供了大量翔实可靠的基础资料，并在多方面填补了历史空白。

20世纪60年代初，尽管受到政治运动的干扰和三年自然灾害的影响，海洋科教事业仍然受到党和国家高度重视。例如，山东海洋学院仅成立一年即被中共中央确定为全国13所重点综合性大学之一；国家斥巨资为学校建造我国第一艘2500吨级的海洋实习调查船——“东方红”号；教育部指示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高校要在师资队伍建设上给予大力支持，等等。

1977年，国家恢复高等学校统一招生考试制度，山东海洋学院9个专业招收本科生377人，占当时在校生人数的50％。经过拨乱反正，党的知识分子政策重新落实，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一大批被错误批判的骨干教师和干部得以平反、恢复工作，广大师生工作和学习的积极性空前高涨，学校重新焕发生机与活力。1981年，山东海洋学院获准成为全国首批具有硕士和博士学位授予权的高校，新中国第一位海洋学科博士、第一位水产学科的博士均诞生于此。

20世纪80年代末，以文圣常、方宗熙、管华诗、冯士筰、侯国本、张正斌等为代表的一批山东海洋学院专家教授，在长期积累的基础上，突破创新、取得丰硕科研成果，赢得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科技进步奖、世界发明奖、“七五”科技攻关奖等若干奖项，大幅提升了学校的科研水平和社会影响力，巩固了海洋特色学科在国内的优势地位。1988年1月，经国家教委批准，山东海洋学院更名为青岛海洋大学，校名由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题写。1994年实现了国家教委与山东省政府共建体制，获得重点支持，学校首批进入“211工程”序列。

进入21世纪，青岛海洋大学在全国率先举起建设高水平特色大学的旗帜，全力促成教育部、山东省人民政府、国家海洋局和青岛市人民政府共同重点建设，青岛海洋大学由此跻身国家“985工程”重点建设行列。2002年10月青岛海洋大学获准更名为中国海洋大学。

21世纪是海洋的世纪，建设海洋强国是中国实现科学发展、和平崛起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青岛市和中国海洋大学的神圣使命与历史责任。作为中国著名海洋科学城，青岛的海洋科研力量堪称国家海洋科研水平的代表，从青岛孕育的海洋科研成果不仅是青岛本市经济社会迅速发展的重要动力，也对全国海洋产业发展产生重要推动作用，这与青岛这所中国海洋大学各时期的人才培养和科研支撑密不可分。2024年10月25日是中国海洋大学100周年校庆日，青岛市因海而生、缘海而兴，作为青岛骄子的中国海洋大学也同样如此。探究海洋奥秘，求索海洋与城市的共同发展之路，将是青岛与海大的永恒课题和共同责任。

（作者单位：市档案馆编研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