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未竟之志在华盛顿会议得到初步解决

    五四运动中，国人喊出了“誓死力争 还我青岛”的响亮口号，然而巴黎和会并未将青岛归还中国，山东问题亦成为悬案。直到两年多以后的“华盛顿会议”，山东问题才得以初步解决，青岛亦在1922年底才得以回归。 

一、巴黎和会后 山东问题开始拨动全世界的神经 

巴黎和会没有解决山东问题，但是却为其解决埋下了伏笔。会后，山东问题开始拨动全世界的神经，世界局势变亦得有利于山东问题的解决。

1. 美国：山东问题左右了美国大选

巴黎和约，对于急欲在全球扩张势力的美国来说无疑是失败的。尽管时任美国总统的民主党人威尔逊多次通过演讲、演说解释其在山东问题上的妥协和退让完全出于迫不得已。然而，和约仍在美国国会折戟沉沙。这导致了美国未能加入国际联盟。

巴黎和会后的第二年即1920年是美国的大选年。让中国人始料不及的是，山东问题竟然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了当年的美国总统大选。以1600多万张选票入主白宫、得票数几乎两倍于以前任何一任总统候选人的共和党领袖哈定，在竞选演说中反复提到巴黎和约容许日本“劫去山东”，这个字眼在登载各候选人竞选演说词的《时代》周刊上出现频率之高，使哈定的对手们大为逊色。终于，共和党人竟凭借“山东问题”击溃民主党人，赢得了大选。这意味着，美国日后将必须面对山东问题并设法解决之。

2.英国：不想再认日本这个兄弟

自鸦片战争以来，英国对华贸易长期独占鳌头。一战期间，英国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欧洲，无暇顾及远东的利益。日本则打着英日同盟的招牌大肆扩张，逐渐向英国在华的势力范围华南和长江流域渗透。一战后，中国对外贸易额约有半数操纵在日本的手中，而英国则逐渐丧失在远东的霸主地位。

一战前，正是借助于英日同盟，日本得以打败德国占领青岛。而一战后，日本的扩张却日渐损害了英国的在华利益。在1920-1921年讨论续订与日本的第三次同盟问题时，大多数英国官员主张借同盟条约到期的机会，终止同盟以达到遏制日本扩张的目的。

3.日本：意欲“舍”青岛而保满蒙

日本最初的打算，是通过占领青岛，实施和推进其既定的大陆政策，巩固和拓展其在满蒙的势力，为统治整个中国奠定战略基础。然而巴黎和会后，美英等国对日本独霸中国乃至东亚的不满及中国国内风起云涌的反日浪潮，让日本不得不调整其在山东问题上的政策。日本调整的政策是“舍”青岛而保满蒙。但对于经营多年的青岛，日本不会轻易拱手送回。为此，日本急于同中国谈判，以便有条件地将山东归还。

尽管日本已于1914年的日德战后，通过军事占领实现了对青岛和山东权益的攫取，但没有中国的签字同意，日本在巴黎和约中获享的权利将不能合法继承。1920年1月10日，对德和约在各签字国交换批准文本后生效。1月19日，日本政府便向北京政府提出派代表商议解决山东问题，将中日直接交涉的提议摆在了中国面前。可见，日本想“解决”山东问题之急切。

4.中国：拒绝与日本以直接谈判方式解决山东问题

对于日本政府直接交涉的提议，中国的民众强烈反对，还发起了要求将山东问题提交国际联盟公断的运动。考虑到美国并未加入“国联”，且英、法等国被与日密约束缚等不利情形，中国并未将山东问题提交“国联”。1921年5月20日中德代表正式签订《中德协约》，声明德国将放弃1898年签订《中德胶澳租借条约》时获得的关于山东的一切权利。这一协约，从法律上，对日本提出的直接交涉形成了“断腰”。

与此同时，美国正在筹划召开一次旨在解决远东及太平洋问题的国际会议——华盛顿会议，这对于一直谋求将山东问题放在多边的国际格局中解决的北洋政府，无异于雪中送炭。然而，同中国与英、法、意等国家很快表示同意参会相反，顾虑重重的日本，在其它国家接受会议邀请两个星期以后，才正式表示无条件参加会议。日本的重重顾虑中，尤以山东问题为重。此后，日本再次提出与中国进行直接交涉，甚至颇显诚意地拿出一份《山东善后处置案》。但是，中国政府通过一再拒绝，将山东问题最终拖到了又一次国际会议——华盛顿会议。 

二、山东问题被华盛顿会议“边缘化” 

“华盛顿会议”于1921年11月12日至1922年2月6日召开，美、英、法、意、日、比、荷、葡和中国北洋政府等九国政府参会，会议旨在限制太平洋及远东军备竞赛。

中国将要参加华盛顿会议的消息令大多数国人乐观地认为可借此一揽子解决包括山东问题在内的所有问题。北洋政府派出了包括外交部直接指派人员、各部委派技术专家、特派代表和各党派代表等人在内的多达130人的代表团，这让两年前赴巴黎和会的仅40人的代表团相形见绌。由此，北洋政府对华盛顿会议的重视可见一斑。

不过，中国向华盛顿会议提交山东问题的愿望实现得并不顺利。华盛顿会议对裁军问题、远东太平洋问题采取同时分组讨论的方式。军备限制问题和中国没有直接关系，因而未被邀请参加。但太平洋及远东问题攸关中国，在11月16日上午举行的远东太平洋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中国首席全权代表施肇基宣布了中国的10项提案，这是中国第一次在重要的国际会议上提出如此令人信服的原则性提案，因此提案一经提出立即引起很大的反响。几天之后的会议，通过了由美国全权代表鲁特根据10项提案修订的“鲁特四原则”。其中的第一条为“尊重中国之主权独立暨领土与行政之完整”，这为中国收回青岛及山东权益定下了基调。

随着华府会议的推进，山东问题的解决由务虚转入务实。“鲁特四原则”定调以后，中国代表团又提出了具体要解决的“中国问题八大特别事项”，其中就有“交还青岛主权和山东权益”。由此，因巴黎和会而成为悬案的“山东问题”被正式提出。中国还指出，归还青岛主权和山东权益，不单纯是中日间的问题，且涉及美英在内的许多西方国家，涉及这些国家在不同历史条件下以各种方式与中国签订的若干不平等条约。因此，山东问题已超出了中日双边谈判的范围，不应游离于华盛顿会议之外，而必须在大会上加以解决。

与中国坚持的会上讨论截然相反，日本仍继续坚持其直接交涉方针。中日双方的坚持令山东问题一度陷于僵持。同样不希望山东问题继续成为悬案的美国，为此不得不设计出一套“边缘谈判”的方案。所谓“边缘谈判”，即在华盛顿会议的主会场之外，另行组织中日山东问题谈判。达成的协议，载入大会记录，作为整个会议所接受记录的一部分。在谈判时，美、英两国派观察员列席。观察员的任务是“观察以及必要时出现调解纠纷以弥分歧”。

虽然，边缘谈判是由华盛顿会议安排且结果须报大会。但其实质上既非中国所要求的会内讨论，亦非日本所要求的直接谈判。这一谈判方式只是各方面相互斗争与妥协的结果。美英发起召集华盛顿会议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摧毁日本在华的优势地位，确立远东和太平洋地区的均势，这正是中国运用“以夷制夷”策略解决山东问题的良机。从某种意义上，“边缘谈判”就是要把这样的良机给予中国。为了不使自己在外交上孤立，北京政府最终作出退让，原则上接受了美国提出的“边缘谈判”的主张。为使边缘谈判与会议的关系牵得更紧，中国中国全权代表顾维钧提出中日之间的“边缘谈判”在时间上必须和华盛顿会议相一致，同时对于调停的范围、方法以及提交大会的程序等有关细节要进一步商定。另外，应明确宣布，大会期间如未完成全部交涉日后可易地继续交涉。这些要求，在日后都得到了兑现。

 三、山东问题谈判的曲折过程与成果

 中日进行山东问题谈判的边缘会场安排在毗近美国国会山的泛美协会大厦。1921年12月1日，中日关于山东问题的第一场边缘谈判启帷。边缘会场的场面和规模虽然比大会会场要小得多，但主会桌背后矗立的与会九国的国旗，昭示着这亦是华盛顿会议的一部分。

美、英双方派赴边缘谈判的列席观察员是经过反复斟酌的。美国的人选是国务院远东司司长马慕瑞及代表团秘书贝尔。马慕瑞是公认的远东问题专家，在美国正式发出会议邀请之后，就已介入大会的筹备，并和中国使馆保持密切联系。英国方面的人选是朱尔典和远东司司长莱朴生。朱尔典从1906年起任英国驻华公使，上一年刚刚卸任回国任职，莱朴生则有一定亲日倾向。

山东问题由来已久，问题积攒颇多，所以谈判过程可谓艰辛异常。实际谈判中，日方代表本为加藤和币原。但由于限制军备问题的讨论与山东问题的谈判同时进行，日方的首席全权代表加藤只在初次谈判时讲了些话，此后很少露面。币原虽不是日本的首席全权代表，但首次会谈之后，即成为山东问题谈判中日本方面的主要发言人和中轴人物。

币原有长期在外务省及驻外使馆任职的经历，对国际形势，特别是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形势有较为清晰的认识。其外交手段不同于日本军界少壮派主张的强硬“自主外交”，而以灵活著称。在华盛顿会议上，为使日本获得更多的利益，币原常常软硬兼施，并极尽耗时拖沓之能事，其反复无常、死拼硬打等多变的外交手段着实令中方难于应对、吃尽苦头。

与日方更多时仅币原一个全权代表不同，中方的三位全权代表施肇基、顾维钧和王宠惠始终都参加了山东问题的谈判，其中顾维钧是中方的主要发言人。除了三位全权代表，代表团的技术专家起了非常大的作用。其中，精通英语的专家最为重要。而精通中文、熟悉中国时局的专家则在起草给中国的函电中出力不少。还有许多部门，如交通部、司法部、海军和陆军部选派的专家，分别负责处理铁路、治外法权等问题。最重要的工作都分派给专题委员会去作。另外，中国全国商教联席会议和上海外交后援团体还派出国民代表蒋梦麟、余日章作为代表团的后援，随时向国内报告会议的进程。在允许旁听的情况下，他们有时就坐在代表的身后，甚至有时还被邀出席代表团的全体会。

就这样，以顾维钧为主要发言人的中方代表们与币原展开了两月有余的针锋相对的拉锯战。全权代表面临的头一个问题是究竟从主要问题，还是从次要问题开始谈判。比较简单的问题有档案核对、行政移交和港口接管。胶济铁路是双方都最为重视的问题。顾维钧在第二次谈判时，曾尝试先从胶济铁路入手。对此，币原的反应相当激烈，当即提出胶济铁路由中日合办，以此来对抗中国的“收回”。双方分歧较大，一时无法统一。由于中国更希望谈判能够在华盛顿会议正式闭会前结束，以免单独面对日本来解决山东问题，所以时间对中国尤其珍贵和紧迫。为抓紧时间，避免僵持对谈判所造成的的延宕，从推进谈判的策略上考虑，中国代表团只得决定先选择其它难度不大的问题来谈判，待一系列小案解决之后，再回到铁路谈判上来。

复杂程度和谈判难度排在第二的海关问题被作为第一个谈判内容提了出来且进行得非常顺利。此后几天双方又进行了官产、公产、盐场问题的谈判。虽然，在官产、公产问题上，双方颇费了一番口舌，有些细节双方甚至常常僵持不下，但通过美英较为公正的调停，最终都达成了实质性的协议。中日谈判进行了10多天后，一些初步达成协议的谈判项目已陆续着手档案核对，进展较快的青岛港接管及日本撤警问题已进入行政移交的程序设计阶段。

胶济铁路是山东问题中最关键、难度最大的问题，亦是中日之间长期争执的主要焦点。因此，关于胶济铁路的谈判耗时最多。中日双方分歧最大、争辩最激烈、费时也最多的议题焦点集中在中国以何种方式收回该路。日本坚持中国向日本借款赎路，中国则提出或以现款赎路，或以国库券分期付款。由于谈判过程中，恰逢新总理梁士诒上台，其随口而出的“贷款赎路”等意外情况，使得整个胶济铁路的谈判稍显凌乱，谈判甚至曾两度停止。最终，谈判不得不在美英的推动下恢复，并最终采纳了美英两国提出的方案。而此时，华盛顿会议已进入尾声，美英都迫切希望中日会外交涉能取得成果。1922年1月27日，中国政府代表在鲁案协议上签字。1月31日，外交部公布鲁案经过，宣布华盛顿会议中日议定事项。

 1922年2月1日，经过36次谈判后，中日两国初步解决了归还青岛的问题。1922年2月4日，中日代表签订《解决山东悬案条约》。根据约定，鲁案将移师北京进入善后阶段。然而实际上，华盛顿的36次激辩，只是鲁案这本大书的“卷首语”，鲁案谈判远远没有到达“善后”阶段。  

四、解决山东问题的历史影响

 山东问题的初步解决，在国内外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1.中国外交的一次“得多失少”

山东问题在华盛顿会议上的初步解决，使得中国不仅完全恢复了在山东的主权，结束了日本的军事占领和政治控制，还从法律上确认了对胶济铁路和其他经济权益的所有权。不过，中国也为此付出了相当的代价，即不仅需要支付巨额的铁路赎金和其他产业偿价，还要在一定期限内仍须部分让渡胶济铁路的营运权以及沿线矿山的开采权等，从而使日本仍然保持着在山东的经济优势、控制着青岛的经济命脉。同时，条约中开放胶州为商埠的规定，实际上是使山东敞开大门任由帝国主义国家共同侵略。

但是，由于没有留下居留地等更为严重的隐患。同时，在华盛顿会议中，正是青岛租借地的收回，促使英国政府交回威海卫，法国也声明愿与各国共同交还广州湾。所有这一切，都为中国继续收回租借地创造了条件。在积贫积弱的旧中国，这不能不说是外交史上的一次“得多失少”。

2.为下一场世界大战埋下了火种

 华盛顿会议同巴黎和会一样，是一次帝国主义的分赃会议。它通过一系列国际条约和事件的处理，调整了帝国主义列强在远东和太平洋地区的关系，构筑了远东太平洋地区的新秩序，并暂时确认了帝国主义之间的海上力量对比，从而完成了战后帝国主义瓜分世界的所谓“凡尔赛—华盛顿体系”。但是，该体系仅仅暂时地缓和了旧有的各种矛盾，实现了暂时的平衡，并未根除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随着新的斗争逐渐激烈，原有的平衡逐渐被打破，该体系维持的国际秩序将会被颠覆，和平将不复存在。华盛顿会议结束时，列宁曾评论道：“华盛顿会议为太平洋两岸的两个大国的下一场战争，埋下了第一批火种”。没想到这句话，在10多年后便得到了应验。由于华盛顿会议激起了日本对中国更深的仇视和报复之心。此后，日本一直埋头扩军。到1930年代，日本利用欧洲注意力集中在德国身上、美国集中精力医治经济危机的创伤、中国国民政府全力“围剿”红军的机会，一再突破华盛顿体系。华盛顿会议上签订的《四国条约》（《美、英、法、日关于太平洋区域岛屿属地和领地的条约》）于1921年12月13日签订，有效期10年。1931年9月18日的“九一八”事变，正好发生在《四国条约》期满前数月，日本拿捏的时间可谓恰到好处。《五国海军条约》也是华盛顿会议的产物，条约的有效期到1936年为止。而恰恰是条约到期后的1937年，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这一系列将华盛顿体系彻底打破的行动，突破了美国妥协的底线，招致美国的全面制裁。被美国的制裁得无路可退的日本，最终发动了对美国的袭击，从而挑起了太平洋战争。

今年是 “五四运动”100周年。100年前，“还我青岛”的呐喊让青岛牵动了全世界的目光。然而，真正使青岛第一次牵动全世界神经的国际性会议，当属华盛顿会议。因为，正是在这次会议上，因巴黎和会中国代表的拒签而成为“悬案”的山东问题得到了初步解决。也正是在这个会议上，中国政府将收回青岛主权成为不争的事实。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对华盛顿会议中有关问题做一系统梳理，不仅具有理论意义，亦具有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