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青岛日商纱厂工人大罢工期间日本、 山东军阀、青岛总商会关系初探

1925年青岛日商纱厂工人三次同盟罢工是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初期的一个重大历史事件。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陈独秀称其为“全中国工人中最英雄的部分”，其原因之一是青岛的工人运动是在“二七惨案”发生后，中国工人运动陷入低潮后，青岛日商纱厂工人面对日本当局、反动军阀及青岛总商会的联合镇压，不畏强暴连续三次发动同盟罢工，为全国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树立了榜样。深入解析日本当局、反动军阀及青岛总商会对这一事件的应对情况，对帮助我们多视角认识这一事件的历史地位和重大意义，无疑具有新的启发作用。

一、日本当局：扼杀工会以消除共产主义思想影响。

1925年青岛日商纱厂工人罢工，是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的组成部分。这场反帝斗争之所以发生于青岛，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侵占青岛有直接的关系。

1914年，日本侵占青岛后，在政治上企图长期将青岛作为自己的殖民地，在经济上鼓励日本商工企业投资青岛，以垄断山东经济命脉。日本当局将当时为青岛远郊的四方、沧口作为指定工业地，低价收购土地，通过低地租政策吸引日本企业特别是纺织企业前来设厂。1916年日商内外棉株式会社率先在四方设厂；至1923年4月，在四方还开办了大康纱厂、隆兴纱厂，在沧口开办了富士纱厂、钟渊纱厂、宝来纱厂。

青岛6大日商纱厂设立概况一览表（1925年）

厂名	所属公司	地址	设置/开业时间	纱锭数	工人人数
内外棉纱厂	内外棉株式会社	四方	1916.7/1917.12	63200	3700
大康纱厂	大日本纺织会社	四方	1919.2/1921.10	57152	3785
富士纱厂	富士瓦斯株式会社	沧口	1921.10/1922.12	31360	2100
钟渊纱厂	钟渊纺织株式会社	沧口	1921.11/1923.4	41174	3359
宝来纱厂	长崎纺织株式会社	沧口	1922.3/1923.11	19968	1092
隆兴纱厂	日清纺织株式会社	四方	1922.4/1923.4	20600	970

青岛日商纱厂被称为“黄金工厂”，其盈利能力远高于上海工厂。这一方面是由于青岛日商纱厂拥有土地成本低廉、货物运输通畅、英美产品竞争乏力等诸多有利因素，也与日本厂主以低工资（较上海低25%左右）、低劣劳动条件压榨青岛工人有直接的关系。

1922年日本虽然交还青岛行政权，但日本势力撤而不退，继续盘踞青岛。日本驻青总领事馆不仅成为在青日本势力的总指挥机构，还擅自设置总领馆警察署，公然以武力庇护日人社区和工厂企业。日商在青岛开办的工厂商社依仗日本政府保护，依然享有经济特权，把持着青岛的经济命脉。日本侨民将青岛中国民众视为二等公民，肆意欺压中国民众。

在这一背景之下，遭受压迫的青岛日商纱厂工人在中共青岛地方组织的领导下奋起斗争，1925年4-7月间，连续三次发起同盟罢工，给日本势力以沉重的打击。

对第一次同盟罢工，日本方面最初采取两手应对策略。一方面逼迫胶澳地方当局取缔工会，一方面以经济让步企图平息大康纱厂工人罢工；但内外棉纱厂、隆兴纱厂工人罢工后，日本方面搁置了已答应大康纱厂工人的复工条件，以避免引起其他纱厂工人提出更多要求，而针对工人为生活所迫难以长时间罢工的弱点，日本方面指示日本厂主对处置罢工采取“持续采取冷静的态度，以待罢工者疲惫时再做适宜的妥协”的方针，用所谓的“持久战”战术故意拖延谈判时间，目的是通过加剧罢工工人生活困难，瓦解工人斗志，破坏工会团结，最终破坏罢工。延至5月6日，由官方代表、青岛总商会代表组成调解委员会，以三厂统一的条件达成复工协议。对第二次、第三次同盟罢工，日本方面认定罢工已具有“暴动化”性质，坚持予以取缔，逼迫反动军阀武力镇压，酿成“青岛惨案”和枪杀李慰农、胡信之等事件。

日本方面应对取缔日商纱厂三次同盟罢工的措施，概括起来有如下特点。

（一）将青岛日商纱厂工人罢工作为政治问题处置。

由于4月13日发现大康纱厂工会的会议记录等文件和共产主义宣传品，4月16日工人方面提出《大康纱厂工会章程》等原因，日本方面对4月19日大康纱厂罢工的性质认定一开始就非常明确，即共产党等所谓“外部势力”煽动的，以马克思主义为思想根底的，以“承认工会为正式代表机关”为首要目标的政治事件。

对政治问题，日本方面采取了以下对策：

1.破坏共产党与纱厂工人的联系。4月30日，日本外务省致电青岛总领事馆，强调“持久策”不是简单的以拖待变，而是鉴于上海方面的教训，难保职工不发生破坏企业的情况，应“仿效上海的事例，采取向支那官宪在事前检举主谋者等适当的措置。”日本驻青总领事馆探知台东镇小学教员邓恩铭与上海方面的共产党往来密切，且为四方纱厂罢工的“煽动者”，遂向胶澳警察厅告发。5月4日，邓恩铭在泰山路13号家中被捕，由于邓恩铭并未暴露共产党员身份，经党组织营救，邓恩铭后于5月11日被胶澳警察厅驱逐出境。日本当局勾结张宗昌，逮捕并枪杀李慰农等人，破坏胶济铁路总工会，同样出于这个目的。4月23日，大康等3厂以此同盟罢工后，日本驻青总领事崛内逼迫戒严司令部检查青岛与上海之间的往来电报，以断绝青岛工人与上海方面的联系，也是为了破坏中共对青岛工人斗争的领导与支持。

2.坚持取缔工会的基本立场。日本方面在与罢工工人打交道过程中，一直采取不承认纱厂工会的态度。如对大康纱厂工会提出的13条要求中，对涉及工会问题的第1条要求，日本厂主仅作为问题而不予磋商，采取搁置的策略；由于隆兴纱厂罢工要求是以工会名义提出的，日本方面以不承认工会为由拒绝谈判。与此同时，日本方面则百般施压，逼迫胶澳地方当局强力取缔工会。特别是日商纱厂第一次同盟大罢工工人取得胜利后，纱厂工会成为党领导工人运动的主阵地，在与日本厂主的斗争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坚决有力，在工人中的威信也越来越高。日本方面认为，事态发展至此，原因在于胶澳当局“取缔不彻底”。5月19日，日本驻青总领事馆照会胶澳商埠督办公署，在罗列纱厂工会当前斗争情形后，逼迫胶澳当局“断乎敦行解散工会”，并给予仍然坚持斗争的原工会领袖“处以严厉惩罚”，“充分保护四方各工厂之营业”。25日，胶澳商埠警方出动保安队官兵前往四方摘掉工会牌子，遭到工人坚决反抗，警方交还工会牌子后，大康纱厂日本厂主以中国警察保护不力、工人破坏厂区为借口，宣称“绝对不可能复业”。遂决定关闭电源，停止生产。内外棉和隆兴纱厂工人闻悉后即自行停工，支援大康纱厂工人的斗争，形成青岛日商纱厂工人第二次同盟罢工，发生反动军阀镇压罢工的“青岛惨案”，纱厂工会也遭到破坏。

3.坚持清除工运骨干。4月1日，邓恩铭在向中央报告青岛工运情况时写道：“大康有个人5千多，分属四百多个小头目。现在加入秘密小组的计有三百多个。这三百多个就可以率领三千多个人”。“我们拟乘此机会成立起来。如果大康起来，内外、钟渊就马上跟着起来了”。日本对大康纱厂工会的基础组织非常惧怕，坚持要清除纱厂的工运骨干，已达到破坏工运基础的目的。第一次同盟罢工复工谈判中，因日本厂主蛮横地坚持“惟厂主以代表为工人首领，此次工潮虽告给束，而代表等则不欲留用”。虽然日本厂主开除司铭章、苏美一、李敬铨等50名工会领袖和积极分子，但胶澳警察厅未敢将这些人驱离青岛，这些得到工人信赖的斗争骨干依然在四方坚守工会阵地，组织工人继续与日本厂主斗争，为日本方面所痛恨，遂借张宗昌之手予以驱离。“青岛惨案”发生后，“兹又探得确实消息，四方三纱厂工人，已实行解散。先后回藉者，二日间达至千余人之谱。陈警厅长特于日昨训令所属各署区，令转饬各该管分所巡官，在管界内，重行调查户口，按户藉簿确实对照。据《申报》报道，69名被捕工人于6月17日被释放。苏美一、李怀才、范希周、阎恩栋 、司铭章、李敬铨等6人“解赴济南军事法庭，颇有生命之虞云”。7月1日才在济获释。

 

（二）以企业自主做经济让步的方式诱使工人复工。

日本方面应对青岛日商纱厂罢工的策略中，第一条便是经济上可以适当让步，但拒不承认工人组织的工会，即采取其所谓的“适宜妥协方针”。青岛日商纱厂第一次同盟罢工后，在日本驻青总领事馆领导下，日本厂主对复工谈判统一持强硬立场：一是罢工工人无条件复工；二是工人要求解决的经济待遇问题，坚持系企业内部事宜，概由其自主决定，以体现“公司方面自发性的优待”的非官方和非连带性质。其真实意图是避免处置青岛纱厂罢工对上海等地产生连带影响。

罢工以来，青岛日商纱厂损失惨重，急切希望复产。日本厂主“因罢工损失日甚一日，而工人团体坚固又难挽回”。与此同时，四方日商纱厂罢工工人虽有各方援助接济，但生计困难，难以为继，也希望及早复工。在这一背景之下，5月6日，日商6大纱厂厂主发表书面声明，称只要工人答应停止罢工，“将给予特别优厚条件”。罢工委员会在对当时的形势进行分析后决定，和日本厂主谈判复工。至5月8日深夜，中日调停者在调停案上签名，达成复工复业协议。

青岛日商纱厂工人通过斗争，不仅争取了经济利益，改善了劳动条件，还震慑了其他日本企业。纱厂工人第一次同盟罢工胜利后，其它工厂企业害怕工人“闹事”，也主动改善工人生活条件，增加工资和休息时间。

 

（三）逼迫反动军阀政府强硬镇压青岛日商纱厂工人罢工。

青岛日商纱厂工人罢工期间，日本虽派出驱逐舰来到青岛，并准备从国内派兵来青镇压罢工，但主要采取施压反动军阀政府武力镇压罢工的措施，达到借刀杀人之目的。

青岛日商纱厂第一次同盟罢工期间，日本方面主要逼迫胶澳地方当局出动军警镇压罢工。胶澳当局虽出动军警，但主要是维持秩序，避免事态加剧。5月25日第二次同盟罢工爆发后，日本方面以自行出兵施压反动军阀政府，逼迫胶澳当局“以上述罢工镇压方之全部责任，采用迅速、有效、适当的手段。”“另外，万一不得已的场合，为保护日本人的生命财产，我方将采取适当的措置，造成的后果，责任全部在于中方。”即赤裸裸地以直接使用武力威胁胶澳当局，逼迫其动手武力镇压纱厂工人。在北京，日本驻华公使芳泽27日拜访北京政府外交总长沈瑞麟，芳泽称“务请从速设法弹压。……倘该处贵国军警力不足以弹压，则为自卫计，或须派驱逐舰来青，确保日侨，亦未可知。” 随后面交备忘录。“目前青岛之风潮极为严重，务请即日电训地方当局竭力弹压”。要求北京政府“为保护日本人生命财产，急速适切考虑配备充实保安队及戒严军队。必要时，快速向现场派遣山东督办麾下之相当部队，采取适切有效的措施。”公然逼迫北京政府武力镇压青岛纱厂罢工。沈瑞麟允诺，立即致电胶澳督办及山东军务督办，“采取适切的措置”。同日，日本驻沈阳总领事船津拜会奉系军阀首领张作霖及杨宇霆，表达上述要求。张作霖表示将命令张宗昌采取镇压行动。在日本施压下，反动军阀政府做出武力镇压工人罢工的决定，酿成“青岛惨案”。第三次同盟罢工后，日本方面则看透了张宗昌意在为军阀战争筹措军费的企图，利用张宗昌有求于己的绝佳时机，将张宗昌变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打手和工具，唆使其镇压青岛纱厂罢工工人，枪杀李慰农、胡信之，力图斩草除根，彻底镇压罢工。

 

二、反动军阀政权：甘做帝国主义镇压工人运动的工具。

1922年青岛回归后，北京政府将原胶澳租借地区域作为胶澳商埠，设胶澳商埠督办公署。回归后的青岛不仅没有摆脱帝国主义殖民地的阴霾，又沦入封建军阀的黑暗统治。各派军阀为维护封建统治和争夺利益，在青岛实行严酷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压榨。

青岛因其地位特殊，经济发达，各派军阀都竭尽所能力图掌控青岛，特别是围绕胶澳商埠督办一职的争夺尤为激烈。1922年12月到1925年7月，在2年半时间里胶澳商埠督办更换达5次之多。

青岛完全成为维系军阀政权的提款机。胶济铁路、盐税、海关收入补助划交北京政府，其他公产收入和税收均被军阀控制，日本商民又抗缴税捐，地方财政收入锐减，主要为港务、田赋、水厂、房地产收入和地方捐税罚没收入。1924年的财政收入仅为1923年的44.14%。胶澳商埠只得增开苛捐杂税，肆意摊派，发行市公债、省金库券、军债、省军用券等，搜刮民脂民膏，导致青岛社会矛盾急剧激化。青岛工商业凋零，教育倒退，人民生活水平低下，民不聊生，怨声载道。加之帝国主义侵略、军阀派别内争、资本家压榨工人等原因，青岛地区各方力量、各种性质的斗争此起彼伏，青岛社会陷于动荡不安之中。

1925年青岛日商纱厂工人三次同盟罢工之际，正处于山东地方政权有直系军阀向奉系军阀转移之时。故反动军阀政权应对罢工出现直系犹疑拖延与奉系残酷镇压二种局面。

青岛日商纱厂工人第一次同盟罢工之际，4月20日，奉系军阀张作霖派张宗昌接任山东督军，原山东督军、直系将领郑士琦被调任安徽督军。5月7日，张宗昌就职任事。由于山东地方政局变动，这一阶段反动军阀政权无暇大举镇压工人运动。

在奉系势力即将退出青岛之时，胶澳地方当局虽在镇压罢工问题上与日本当局有着同样的意愿，但忌惮国人反对压力未敢悍然使用武力镇压。只得一方面发布布告并派兵弹压，威胁罢工工人不得有破坏市面秩序的行为；一方面与青岛总商会出面居间调停，诱骗劝工人复工；同时劝说日本厂主在经济方面做出让步，以达诱使工人复工的目的。5月1日，胶澳商埠督办公署在回复北京政府外交部的电询时称：“查四方工厂罢工风潮系由大康纱厂工人发生，而内外、隆兴两纱厂继之，铃木丝厂工人均已给资遣散，不成问题。至胶路工厂同在四方，难保无暗中勾结情事，惟迄今未曾实现无从揣测。”并表明坚持由总商会出面调停、不激化事态的处置对策。

第一次同盟罢工复工后，对破坏工会一事，胶澳当局依然未敢完全迎合日本方面的意愿，而是采取对日敷衍拖延的做法，虽答应破坏工会但未真正下手；对工人方面，采取对工会不承认、不摘牌的办法。胶澳当局采取两面不得罪的态度，主要是忌惮严厉破坏工会必然带来工人更为激烈的反抗，企图寻找更有利的时机再下手。在看到复工后的工会更加活跃更加有战斗力的现实情况，日本方面对胶澳当局拖延撤销工会的不满更加强烈，遂加大施压，逼其立即动手。

 

与走亲美英路线的直系洛派军阀不同，奉系军阀一直以日本为靠山。故此张宗昌在山东站稳脚跟后，出于维持奉系军阀地位和加深与日关系的考虑，对青岛日商纱厂工人罢工采取严厉镇压的办法。

（一）坚持反人民立场动用武力残酷镇压罢工工人。

5月28日夜至29日凌晨，在张宗昌的授意下，胶澳督办温树德决意“以严厉手段作最后解决”。经过一番密谋策划，军警首先包围控制了自来水公司、火车站、发电厂、电话局等要害部门，实施邮电和信件检查与封锁。同时，温树德命令调集陆军第五师部队、海军渤海舰队陆战队、胶澳警察厅保安队共2000余人，开进四方，包围大康、内外棉、隆兴3家纱厂及工人宿舍。其中，陆军500余人包围大康纱厂，海军陆战队500余人包围内外棉纱厂，保安队600余人包围隆兴纱厂。为不使工人有一人漏网，另一支军警则埋伏在大康纱厂墙外的海滩上，以防工人从海上逃走。此前，温树德还派军警控制了水源地、火车站、发电所、电话局等要害部门。

29日凌晨3点，反动军警开始冲进工厂；3点半占领工厂后，开始武力驱逐罢工工人出厂，并全部集中管制于中国工人宿舍，逐人核查身份，逮捕罢工骨干。其中，大康、隆兴纱厂工人全部撤出厂区退入职工宿舍。但海军陆战队冲进内外棉纱厂时，内外棉纱第六工厂工人全部退入一仓库中，与反动军队对峙，遭到开枪镇压。“工人当场受枪毙命者8人，受重伤者10余人，被捕者无数”。是为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国反动当局联合制造的震惊中外的“青岛惨案”。

 

（二）坚持反共立场残杀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

7月24日，张宗昌来到青岛。张宗昌在其反动本性驱使和日本方面及青岛商界亲日势力影响下，“严令戒严司令及警察厅取缔危险分子。” 与第一次镇压有所不同的是，张宗昌此次采用斩草除根的策略，在严厉镇压纱厂工人的同时，对中共青岛组织、工人运动骨干组织者及坚决反对军阀统治的民主人士痛下杀手，以期从根本上动摇青岛反帝反封建力量。

7月26日凌晨开始，张宗昌命令其第一军前敌督战执法副司令尹德山率领大批军警包围四方机厂厂房和工人宿舍，封闭胶济铁路总工会和沪青惨案后援会，捣毁四方机厂和各纱厂工会，破坏了中共四方支部，青岛各业工会等数百个团体悉遭封闭和取缔。与此同时，胶澳当局实行戒严，疯狂搜捕在五卅运动中坚决斗争的工人、学生和积极分子。26、27日两天，全市数十人被捕，近百人被通缉，600余人逃亡，8000多名纱厂工人被围在纱厂宿舍完全失去自由。被捕人员中，有中方支部书记李慰农，支部干事丁菊畦，在青岛指导罢工的中共山东地委委员刘俊才、工运领袖王星五，工人纠察队队长赵石恪，《青岛公民报》主笔胡信之、编辑段子涵等，被通缉者达数百名之多。“青岛完全在恐怖世界中，警察保安队到处捕拿共产党，暗探有六百名之多，沿胶济路一直布到济南！” 

 

（三）坚持勾结帝国主义维持其反动统治的立场。

民国以来，中国的反动军阀总是同帝国主义勾结在一起，共同维持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政治局面，张宗昌及其所属的奉系军阀同样如此。7月24日，张宗昌以视察青岛情况为名来到青岛，但真实目是“将渤海舰队置于自己控制之下”和“索求军费之财源”。 为军阀混战寻求财源支持，在青期间，张宗昌多次会见日本驻青总领事崛内，还出席专程来青的日本陆军中将坂西利八郎（长期在华的日本对华谍报第二代巨头）主持的欢迎会。在单独会见坂西、崛内时，张宗昌就说服日方多购青岛盐一事亲自与日方进行交涉。张宗昌还出席日本商业会议所和居留民团联合主办的欢迎会，先后会见日本记者团、日本在青纺织业团体。作为交还条件，张宗昌在镇压青岛日商纱厂工人罢工方面格外卖力。

7月30日，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就胶济铁路总工会被封事通电全国，指出“由此可知奉系军阀之甘为帝国主义者走狗真面目，完全暴露在全国人之前矣！望全国各界共同奋起，一致声讨，并与胶济总工会以实力支援。”8月11日，中共中央、共青团中央发表《为南京青岛的屠杀告工人学生和士兵》，指出：“日本帝国主义的工具——张宗昌，受了日本指使，早已不止一次屠杀过罢工工人了。现在他又明日张胆地枪毙工人领袖李慰农和表同情于工人的《公民报》主笔胡信之，并逮捕工人数十人解往济南，借此表功于日本帝国主义。这便是帝国主义利用军阀武力的例证！这班当帝国主义鹰犬帮着帝国主义屠杀人民的军阀乃是人民的公敌，人民应该起来像打倒帝国主义一样去打倒他们。” 

 

三、青岛总商会：帝国主义的附庸和反动军阀的帮凶。

青岛曾经是德日殖民地，买办阶级力量较大，把持了青岛总商会大权。1925年，青岛民资资本企业已有一定的规模，但除华新纱厂、中资银行外，多为服务或依附于外国企业的企业，其生存严重依赖于外商、尤其是日商，因此，青岛的所谓民族资本企业也对帝国主义有更加严重的依附性。对帝国主义的严重依附性，决定了青岛资产阶级特别是买办阶级的立场完全是站在维护帝国主义和反动军阀统治方面的。1925年青岛日商纱厂同盟罢工期间青岛总商会的表现正是如此。

罢工期间，青岛总商会级在不同场景下扮演了3种角色，即在第一次同盟罢工期间充当了调停者、第三次同盟罢工期间充当了唆使反动军阀镇压工人的帮凶及五卅运动期间的日本帝国主义利益维护者。

（一）以调停者面目出现的青岛买办资产阶级。

4月19日大康纱厂工人罢工后，《申报》报道称，“四月二十一日电：大康纱厂罢工潮愈烈，警厅派保安队守护。今早商会会长出任调停，工人改提要求十四条，限午后四钟如无圆满答复，全体四千人即游行示威。”出于尽快平息事态以维持经济利益起见，青岛总商会协助胶澳地方当局出面居间调停，一方面劝说日本厂主在经济方面做出让步，一方面诱骗劝工人维护秩序并早日复工。谈判期间，青岛总商会在争取工人利益方面也做了一些事。如日本厂主坚持开除51名工运骨干，青岛总商会不是劝说日方放弃这一主张，而是劝说日方将补助金由3个月工资增加到9个月。在5月10日工人庆祝罢工胜利的大会上，青岛总商会会长隋石卿到会并致辞，在台面上展现了同情罢工工人的姿态，但没有触动日本帝国主义的核心利益。

（二）青岛买办资产阶级成为反动军阀的帮凶。

但是，当斗争矛头指向自己时，青岛买办资本家立即暴露了其与工人阶级对立的真实面目。第三次同盟罢工期间，7月25日，青岛总商会为献媚张宗昌在日本大辰旅馆安排盛宴，花费5000多元，《青岛公民报》主笔胡信之次日在报纸发表短评，谴责商会不愿捐款资助上海工人，却选择在日本酒店花天价献媚当局。“而一般商界，因为向来做的是日本生意，自惨案发生以后，高唱‘对英不对日’，不肯实行经济绝交等，久为工学两界所唾骂。《青岛公民报》主笔胡信之更是责骂的利【厉】害。所以商会会长隋石卿，久已有人风传其欲对胡信之施行暗杀。这次张宗昌到青，商界欢迎极铺张，甚至一席每商家均摊洋三百多元，更是受胡信之严厉的斥责，因此就由商会正副会长在张宗昌前告发，说纱厂工潮是胡信之一人挑拨起来的！张氏于盛筵之下，又得了两方三十万元的报效，所以空前大屠杀就开始了。”在勾结张宗昌迫害进步力量方面，青岛买办资本家成为反动军阀的助手和帮凶。

（三）青岛买办资产阶级是维护日本帝国主义利益的重视维护者。

在五卅运动中，青岛买办资本家的维护日本帝国主义利益可谓尽心尽力。

沪案发生后，面对英日帝国主义的残暴行径，青岛社会各界纷纷建立公团、社团和后援会等，以示威游行、募捐募物、义演宣传等方式，奋起反对帝国主义公然残害中国人民的恶劣行径，青岛掀起建置以来首次全市规模的反帝爱国运动高潮。

但是，由于青岛同时发生涉及日本的“青岛惨案”，日本当局刚刚策动镇压纱厂罢工，执掌山东的奉系军阀张宗昌又是彻头彻尾的亲日派、媚日派，胶澳地方当局当然服从张宗昌的意旨，在应对五卅运动时采取“对英不对日”、“对沪不对青”的策略，千方百计淡化、弱化、虚化全市人民的反日斗争。出于青岛民族经济主要依附日本的考虑，青岛总商会积极响应“对英不对日”主张，竭力争夺青岛五卅运动斗争方向的控制权，以维护日本、反动军阀和自身的利益。

因此，五卅运动初起之时，青岛出现与全国反日反英斗争高潮迥然不同的形势，全国人民要求北京政府对英、日严重交涉并惩办凶手，要求与英、日实行经济绝交，要求制订抵制英、日货，不为英、日人服务，不与英、日人交往等多项公约；而胶澳当局及青岛总商会则刻意抑制青岛人民的反日斗争，将斗争锋芒完全引向英国。

胶澳当局及青岛总商会宣称，英国滥用治外法权，打死打伤多名中国人，对英经济绝交理所应当。但青岛则不同，实行对日经济绝交，中国商人将遭受“巨大的损失”，因此“本市中国人有力的团体十之八九赞成只反英”。在爱国斗争的大是大非问题上，青岛买办资产阶级的反动性彻底暴露。胶澳当局及青岛总商会不仅沆瀣一气企图联手扭转斗争大方向，还公然将上述策略直接透漏给日本驻青总领事馆，以求得日本当局的理解和赞许。

围绕斗争方向及领导权的斗争，由6月16日召开的“青岛市民雪耻大会”引燃。6月16日11点，青岛市各界3万多人在齐燕会馆召开“青岛市民雪耻大会”。但是，大会发表的《青岛市民雪耻大会宣言》只字未提“日本”，发言者有意把矛头指向英国。游行队伍喊的口号，全是“对英经济绝交”、“援助上海同胞”、“抵制英国货”等内容。会议组织者竟然以“市民雪耻大会”名义向日本及美国领事馆递交请愿信，要求刚刚策动屠杀青岛纱厂工人的日本政府及美国政府“主持公道”。有鉴于此，日本驻青总领事馆洋洋得意地向外务省报告，“大会干部避免攻击日本的意图非常明显”，青岛“没有抵制日货及危及日本人生命财产的危险”。

中共青岛地方组织与胶澳当局和青岛总商会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6月17日，中共青岛地方组织发动学生团体及四方机厂工人，在市民公会开会研究反英必须同时反日的斗争策略。会议派出200余名代表前往青岛总商会，要求其通过对日经济绝交的决议。随后，上千学生、工人冲破军警警戒线，闯入胶澳商埠局和青岛总商会组织的各界联合会会场，逼迫隋石卿答应学生的三项要求。“（一）对英对日经济绝交；（二）调查青岛商家现存英日货物并公布其清单；（三）上述调查由商会、学生协力进行。” 18日，争得日本驻青总领馆的谅解后，胶澳当局和青岛总商会一方面在表面上放松了对反日的管控，容许学生挨家调查英日货物库存品种、数量及服务于英日商社的中国人情况，并编制清单。一方面施展阴谋，组织数百所谓失业工人，打着“青岛失业救援团”的旗号参与反日反英活动，但要求胶澳中学学生团体供给其伙食费，不仅给学生斗争制造障碍，还别有用心地破坏学生动员工人罢工的努力。。

在召开的青岛各界联合大会上，青岛总商会依然坚持“对英不对日”，但在学生、工人团体坚决斗争下，被迫有所松动，会议通过了“首先对英经济绝交再对日本”的议案，其目的是以拖待变，使对日经济斗争不了了之。至于组建抵制英、日货物队伍问题，青岛总商会坚决反对成立具有一定强制力的纠察队，代之以组建“日英货物调查团”。

毛泽东指出: “在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中国，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完全是国际资产阶级的附庸，其生存和发展，是附属于帝国主义的。这些阶级代表中国最落后的和最反动的生产关系，阻碍中国生产力的发展。他们和中国革命的目的完全不相容。特别是大地主阶级和大买办阶级，他们始终站在帝国主义一边，是极端的反革命派。”以往研究成果多从民族资产阶级代言人的视角去认识青岛总商会，从对1925年青岛日商纱厂工人罢工的态度和做法上分析，这一看法是不准确不全面的。

 

综上所述，1925年青岛日商纱厂工人三次同盟罢工是在异常艰险的环境下爆发工人斗争。在青岛工人阶级力量不雄厚、工农联盟尚未建立的条件下，青岛工人面对强大的敌人连续三次发起同盟罢工，实为可歌可泣的英雄壮举，陈独秀称之为“全中国工人中最英雄的部分”是令人信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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