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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第一次占领青岛时期的移民潮
作者 : 孙保锋      发布时间 :  2012-12-19 15:3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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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占领青岛后,日本殖民当局抛出一纸国民开放公告书,形形色色的日侨像开闸泄洪一般,从大连、从台湾、从朝鲜、从日本本土,涌入青岛。自1914年至1918年,青岛十万人口中,日本人竟占到二成近两万人。这个数字是德国租借青岛17年所望尘莫及的。日本人正是借助大规模移民的策略,实施着对青岛的“全盘日化”。具体而言,一手清除德国对青岛的影响,即所谓的“去德国化”;一手营造日本殖民当局巩固统治所需要的社会氛围和文化模式,即所谓“亲日本化”。为达到这个目的,日本通过大量移民和开办各级各类学校,使日本势力迅速控制了青岛的社会文化。
 
一、日侨移民青岛的过程
 
    在日本占领青岛仅一个多月之后的1914年12月20日,日本青岛守备军司令部发布告示,称12月28日以后,为进入青岛者办理许可证。实际上,日本既不允许德国、奥地利人进入青岛,也不为中国人办理许可证,二是优先允许日本人进入青岛,日侨移居青岛的狂潮由此拉开大幕。此前,青岛日侨“仅200余人,皆是原于该处置有财产如报馆访员、开设旅馆而有特别经营者。”至于德国租借青岛17年间,日本侨民也从未超过千人。[1]
 
    但是,青岛开放后,情形大变。庞大的日侨群体迅速发育、扩张,充斥着青岛即胶济铁路沿线地区。
 
    1915年,是日侨移民青岛的第一次高潮。一月,“青岛之日人计三千五百名”。“二月,增加到七千四百多人;四月,突破万人”。“九月末,达到一万四千多人”。“八个月时间,日本移民人数猛增2.5倍”,较前一年增幅达40余倍,如同疯长的藤蔓,要扼杀一切别的物种。[2]
 
    1916年“从青岛入境的外国人中,日本人占99%”。其中,以旅游、商贸等名义到青岛的日人为1.7万,在此居住者达1.4万。1918年底,青岛“日人19260人,华人78804人,西人510人”,短短四年时间,日本侨民在青岛外侨人口中占据绝对优势。这些日侨中,约有三分之二来自中国大连、台湾和朝鲜,三分之一来自日本本土,还有少部分来自山东省内的济南、龙口、烟台等地。[3]
 
    第一次世界大战刚结束,日本加快向青岛输出资本。此时,日本殖民青岛已从军政阶段过渡到民政阶段,殖民统治和侨民管理有了一套更为成熟的办法,从而推出更多鼓励日侨投资、移民的政策。1919年,日本移民青岛的第二次高潮降临。青岛的日本移民人口高达24500余人,与1919年年初相比,增长60余倍。1920年,青岛日侨人口为24536人。1921年为24552人,几占当时全市居民的1/8,达到青岛日侨数量的峰值。此时,整个中国大陆的日侨144434人,青岛日侨几占在华日侨的17%。[4]1922年4月青岛回归前夕,日人“侨居青岛者有23182人,李村602人,而欧人侨居青岛者则由678人减至391人”。青岛外侨中,形成了日侨独大的态势,日侨长期占据青岛外国人群体绝对优势的地位。
 
二、日侨职业的分布情况
 
    青岛日侨从事的职业五花八门,但其演变过程颇耐人寻味。
 
    1901年,德占青岛市内的五六十名日侨中,仅有2人是洋行职员,其余大多数是充当日本“开拓殖民地先驱”的卖春女。1907年6月,青岛日侨增至33户196人,仍多从事服务业,其中照相馆5户21人,咖啡店6户15人,妓馆4户59人,妓女仍是主要从业群体。1911年底,日侨发展为51户312人,其中商社职员和贸易商7户34人。随着三井、汤浅等日本财阀先后来青开设支店,日侨跻身青岛商界,其势力范围延及胶济线、津浦路。[5]
 
    日军占领青岛后,日本侨民骤增,从事职业则开始转向工商业。1915年初职业调查表明,青岛4100名日侨中,有职业者974人,多为从事进出口的商社和银行职员,就业人数不足移民总人口的四分之一,其余多为怀着“淘金梦”漂泊青岛的日本浪人和投机客。随着局势逐渐稳定,1915年底,“各类日本经营业户己增至1038家,经营门类遍及商业、制造业、手工业和服务业。由于初到青岛的日本移民大多是单身汉或不带子女的夫妻,多数没有固定的住所,因而旅店、客店、料理店以及为移民服务的杂货店极为兴盛,服务业和零售业成为当时业户最多的行业,共有旅馆业142户,料理店122户,饭店兼旅馆46户,杂货业114户。在为日侨提供服务的同时,这些行业也吸纳了大量日侨就业。由于日侨居住和经营建设的需要,各类土木建筑业户多达100余家”。一些为出口贸易和军需生产服务的小型加工制造业也很兴盛,包括花生加工业、面粉加工业、军需品加工业在内共有100多家。[6]
 
    自1916年后到青岛回归前,随着日本殖民势力的渗透和工商业投资的激增,日侨移民人数居高不下,日侨从业人口从1918年的6100人增至1920年的10000余人。日侨街区俨然成为独立王国,在青岛占据举足轻重的作用。诚如《胶澳志》所言,“在青日人,所经营之工厂、商店、学校、教堂、航运、渔捞、园圃、职工、苦力以及供人娱乐之妓馆,遗毒社会之私贩无一事无一业,不为长足之进步。据民国十一年末之调查,在青日人已增至六千四百九十一户计二万三千五百六十六人”。
 
    日侨职业涉及各行各业,从“教员、新闻记者、医院护士、杂货贸易商人、银行及公司办事人员、邮政电报电话员、铁路职员”,到神职僧侣、按摩针灸、筝曲教授、英语教授、苦力、园艺、艺妓、娼妓,基本上满足了日侨在此生活的一切需要。[7]维护日本在青岛的统治,需要大批公职人员,因此就职于军政署、民政署,胶济铁路铁路、青岛港及其他公共部门的公务人员人数高举榜首,1918年为1906人,1920年为2406人。其次为从事商业者,1918年为1118人,1920年为2287人。从事工业者为数第三,1918年为279人,1920年为1221人。随着六大纱厂、铃木丝厂、山东火柴等日资工厂的建设与投产,工业成为青岛日侨就业人数增长速度最快的领域。曾一度是青岛日侨主要职业构成的艺妓娼寮,处于第四位。1918年为802人,1920年为936人,1922年为750名,相对工商业人口,其比例逐步下降。从业者人数第五位的是银行、商社职员,1918年为305人,1922年为722人。[8]
 
    1920年前后,日侨的构成具有新的特段。早先的单身移民被更多的家庭移民所取代;资本移民、技术移民的数量超过以谋生和投机为主的移民;日侨把持了青岛及周边的工矿、商贸、金融、交通等行业,并大量雇佣中国市民和农村劳动力,整个青岛社会就像一座金字塔,中国劳动者用血汗搭建起塔基,日本侨民则高居塔身和塔顶,压榨和盘剥中国人民。
 
三、日本交还青岛前后的青岛日侨组织
 
    早在德占时期,在青日侨就建立了青岛日本人会,面对事关日侨利益的问题,往往以团体名义应对,以维护日侨利益。
 
    1921年12月1日,中日山东问题进入华盛顿会议“边缘谈判”。消息传来,青岛日侨极为不满,以青岛日本人会名义,于12月25日致电日本外务大臣,要求政府坚持强硬态度,维护青岛日侨权益。1922年l月15日下午6时,闻知青岛交还己成定局,青岛日本人会召开山东日侨代表大会,主张立即停止鲁案交涉,维持青岛现状,并形成会议决议和宣言,电告日本政府及华会谈判代表。会后,日侨集体参拜为占领青岛阵亡的日本官兵而修建的“忠魂碑”。18日,青岛日侨再次召开大会,对日本外交政策深表不满,称“日本政府徒以侨居人民为牺牲,使多年努力造成之地盘及生命财产,供外交失败之赠品。”,“决定乘此时机,全体青岛日侨奋起,将其在山东的现状表白于世,以鞭策日本政府,促其反省”。其言行看似对日本政府施压,实则为日本政府外交谈判增添砝码。
 
    为把持青岛市政,在青日侨提出苛刻要求,企图干涉与侵犯青岛乃至中国主权。一、市政独立,直辖于中央政府,独立于山东地方行政之外。二、青岛开埠,并制定有利于日侨的商埠章程,作为日本政府放弃胶州湾租借地“应得权利”的补偿。三、组织“各国人合组之行政委员会,以任征收租赋、经营公共事业等职务”,行政委员会中,日本人有优先权,中、日、欧美三方委员比例为5:5:2或4:4:2。四、警察由各国共同管理,其中1/3至1/2的警员必须是日本人。日本政府和侨民合谋之下,日侨得以保留对青岛道路、水电、公园、卫生设施等市政的诸多“预闻权”,并占据日侨在海关、铁路、警察、港口、电信、电厂等要害部门的重要职位。日本青岛行政移交委员长秋山雅之介回国后,接受日本记者采访时坦言,“现在日本虽己将行政及其他一切事务移交于中国,其实精通各项事务之日本人仍以顾问或监督之名义如常服务。今后自亦无少变动,而依然可以活动也。”[9]留任日员薪水比中国职员高得多,青岛港务局日员54人,月支薪金近万元。国人不禁感慨:“日人既握有办事之实权,复获优厚之薪资,所谓接收者徒有其名耳”。
 
    青岛回归后,大批日侨随驻青日军撤退回国,青岛日侨人数急转直下。“到大正十二年(1923年),大约减少了一万人。大正十三年(1924年),人数仍继续减少”。到1924年5月底,青岛日侨人数仅为13782名,几乎降至鼎盛时的一半。此后,青岛日侨历年维持在万人左右,以日本本土居民居多。到日本第二次占领青岛前的1936年底,在青外侨17874人,日侨16549人。日侨占青岛外侨总数的92.%,在人数上仍具绝对优势。
 
    尽管日侨大量撤离,但是日本人对青岛的社会影响并未减弱。1923年3月,青岛日本人会改组为日本青岛居留民团,该组织是青岛历史上最大、最有影响的侨民组织。
 
    居留民团以维护青岛日侨的经济利益为主旨,受日本驻青岛总领事馆委托,负责青岛日侨的赋税查定和征集,同时管理在青的日本学校、义勇队、义勇消防团、斋场、火葬场、墓地等社会机构,监督其经营维持、职业介绍等事务。居留民团内设议事机构和执行机构,还下设会员制的青岛商工会议所,负责青岛地区日资工商业的调查研究和策略制定,具有仲裁、鉴定和管理等职能,还策划了一些对华间谍活动。居留民团一直得到日本政府的极力支持,每年可以入账几十万日元的赞助基金。日后发生的火烧国民党市党部、国务农场等大大小小的事件,背后无不隐藏着日本居留民团的黑手。[10]
 
四、青岛日侨教育
 
    教育是立国之本,明治维新以来,日本便以教育作为国策之一,要求在本土之外的殖民地,日侨子弟也应该而且必须享有与本土相当的教育。1905 年,日本政府就已建立“在外指定学校”制度,规定在外国日本人学校的教员与国内同等待遇,鼓励日本人到外国开办日本人学校。确定为“指定学校”的条件是进行与日本国内同样的教育,实行“内地延长主义”,实质是输出日本的教育。为此,日本在青岛推出了一系列的教育举措,最为重视的则是以中小学教育为主的基础教育。
 
    日侨大量移民青岛,随之而来的是相当数量的学龄儿童。日军刚占领青岛,便宣布每年支出教育经费50万日元,用于日本侨民子女就读各级各类学校。此后8年间,在日侨教育上经费和各项其他投入逐年增加,建立起从小学到中学、从业余教育到职业教育的教育体系。日本在青岛设立的学校主要有:
 
日本寻常小学校。1915 年,日本青岛守备军司令部在原德国总督府学校设立第一青岛寻常高等小学校,并同时在李村设立李村寻常小学校。这两所小学校同时在1916 年7 月 14 日被日本文部省指定为“在外指定学校”,享受“恩准法待遇”。1917 年3 月 26 日,第一青岛寻常高等小学校改迁新校舍(今武定路),留下部分师生在旧校址成立第二青岛寻常小学校,该校在同年 5 月 10 日也被文部省指定为“在外指定学校”。日本青岛第一寻常高等小学校还在市区以及胶济铁路沿线的主要站点、矿山还设立了 8 处分校。这三所小学校的设立,基本解决了日侨聚居地区学龄儿童教育问题。
 
日本高等女学校。1916年4月15日,日本设立青岛高等女子学校,校址在德华大学旧址(今朝城路青岛铁路分局址),为日本文部省在外指定学校。该校专门招收日本子女,学制3 年, 1918 年迁入若鹤山(今贮水山)日本神社南侧新校舍(今黄台路青岛大学医学院址)。建校初的课程为修身(伦理)、国语(日本语)、汉文、习字、数学、物理、化学、矿物、第一外国语(英语)、第二外国语(法语)、图画、唱歌、体操、家事等;后增加实习与缝纫讲座等课,学制也由之前的三年改为五年。
 
青岛日本中学校。1917年4月,日本设立青岛中学校,校址在今中国海洋大学校园东南部,经费由日本外务省提供。该校专门招收日本籍学生,学制6 年,设修身、日语、数学、物理、化学、矿物、历史、地理、第一外国语、第二外国语、图画、唱歌、体操等学科。1922 年,北洋政府收回青岛主权后,改由日本青岛居留民团承办,为日本文部省的在外指定学校。建校初为修身、国语、汉文、英语、历史、地理、数学、博物、物理及化学、法制及经济、实业、图画、唱歌、体操;后增加了教练、武道等。
 
    1920 年 3 月 5 日,日本当局在原清军炮兵营址斥资 45 万日元建造日侨中学校新校舍。根据《青岛日本中学校校史》所载,新建校舍落成于 1921 年 6 月 21 日,同月末完成了学校的搬迁,7 月,寄宿公寓也完成并进行了搬迁。这座砖木结构的大楼,设有室内暖气设备和完善的水流式下水道,在当时的日本国内也很少有这样宏伟的学校建筑。《青岛概要》称其“外观之宏伟,为我国中学中极为罕见,各种设备和内容也非常完善”。[11]
 
    有“民国四大才女”美誉之称的石评梅女士1923 年 5 月参观了青岛日本中学校,将对这所日本中学校的感想写进了她的长篇游记《模糊的余影》中。文中述及:“学生上课下课以喇叭为号,精神异常活泼!设备甚完善,在山东采集的动物标本最多,据云此校之设备,比日本国内之中学更完全。物理化学实验室设备亦是完全。武道场——即体育房分两部分,中间一部分为柔道,外边为击剑。柔道之地板有弹性,可避危险,旁有洗澡室、更衣室。图画教室,壁上有各种油画,风景皆有青岛本地风景。露天操场,设备完全,有双杠、单杠、跳高架等……大礼堂兼音乐教室”。
 
青岛学院商业学校。1916年,日本人吉利平次郎创办私立青岛学院,校址在今馆陶路青岛美容职业高级中学址,次年改称青岛学院。该校系职业技术学校,吉利平次郎任校长,学制分3 种:本科3年,授甲种商业学校课程;高等科1 年,授专门学校课程;专修科2 年,设英语、日语、汉语。该校经费来源由日本商人和基督教会捐助,师资多由日本守备军司令部官员兼职。1921 年始招中国学生,共计在校学生558 人。同年该校增设甲种商业学校,后商业学校迁至单县路(今青岛第一中学址),原校址设实业学校和女子学校。[12]
 
汉语学校。1915年2月,日本殖民当局为日本人子弟学习中国语而设立汉语学校,第一期招生44人。此后,分别在胶济铁路沿线的坊子、张店、青州开设分校。汉语学校学制2年,以教授常用北京官话和现代中文为主,目的是为日本军政当局和工商企业培养翻译,学生毕业后绝大部分供职于日本在青岛及胶济线的军队、机关、学校、工矿企业、贸易商社等部门。到1921年,各汉语学校共有7个班149人。“对于移居的日本人来说,学会当地语言至关重要,一般日本人熟悉中国语言的话,对殖民地的经营有好处,这在其他国家早有显见的例子”。[13]
 
    据《青岛市志·教育志》记载,截止 1921 年,日本人所办的日侨小学校共有小学生 2640 人,中学生 737 人,在日侨子女中基本普及了中小学教育。对日本来说,教育除了满足适龄青少年的学习要求,更重要的一方面是培养“忠君爱国”的臣民,日本《改正教育令》中重视修身德育的做法在青岛日侨学校中得到体现,其开设的课程,均以‘修身’(即德育)为第一,这里的德育其实是一种臣服与忠诚的意识培养。大正时期非常重视中小学教育,进一步发展前代确立的国家主义教育体制,培养“臣民”的国家观念和忠君爱国的道德品质,这对日本试图长期霸占青岛具有重要意义,使远在青岛的日侨依然能“扶翼天壤无穷之皇运”。这种教育使得青岛日侨子弟的思想、精神受制于国家,也使得青岛的日侨子弟教育活动在国家政策的指导下顺利展开。[14]
 
    1922年青岛主权回归后,日侨学校不仅继续保留,而且享有特权,是日本居留民团重点保护的对象。因此时人评价“现在青岛虽已收回,而日人教育机关大抵仍旧存在,其势力仍有不可忽视者”。[15]至于为什么日本如此重视教育,不惜投入重金在青岛开办各级各类学校,国民政府官员李贻燕的话发人深省:“此诚日本人不特以教育为立国之根本,并以教育为殖民武器也”。[16]


[1] 《现居青岛之人数》,引自《.盛京时报》,1914年12月16日。
[2] 胡汶本等:《帝国主义与青岛港》,山东人民出版社,1983。
[3] 庄维民、刘大可:《日本工商资本与近代山东》,2005。
[4] 《日本在旧中国的投资》,第373页。
[5] 姚新平:《青岛的日本侨民及其政治活动(1914-1937)初探》,第3页,曲阜师范大学,2006。
[6] 姚新平:《青岛的日本侨民及其政治活动(1914-1937)初探》,第3页,曲阜师范大学,2006。
[7] 刘大可等:《日本侵略山东史》,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
[8] 姚新平:《青岛的日本侨民及其政治活动(1914-1937)初探》,第4-5页,曲阜师范大学,2006年。
[9] 《青岛交待事务尚未结束》,《晨报》,1922年12月30日。
[10] 《日本在青侨民与社团活动》,引自青岛市档案馆编《资政参考》2004年第1期,第4页。
[11] 《青岛概要》(日文版),第118-119页,1935。
[12] 青岛市档案馆:《青岛通鉴》,第161页,中国文史出版社,2010。
[13] 翟广顺:《青岛教育纪事长编》,第56页,中国档案出版社,2010年。
[14] 戴淑妮:《青岛日侨的学校教育(1914-1945年)》,第13-14页,中国海洋大学,2011。
[15] 《日人在鲁设学之调查》,载于《中国年鉴》,第1917页,1924。
[16] 李贻燕:《调查青岛教育报告书》,载于《胶澳商埠教育汇刊·附录》,1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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