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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眸我的鲁研岁月
作者 : 冯光廉      发布时间 :  2009-07-27 19:4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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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教学、社会和学术的需要把我推上了鲁迅研究之路。从单篇问题的解析,到小说专题的探讨,再到宏大格局的建构,是我的鲁研所经历的基本历程。通过研究之研究,建立平实性、论辩性、创新性、严谨性相结合的品格,则是我孜孜不倦的学术追求。
关键词:研究之研究; 品格; 学术追求
中图分类号     文献表示码;     文章编号:
缘起:鲁研方向的确立


    1971年,为了迎接首届工农兵学员入校,我们山东师院中文系现代文学教师用几个月的时间编出了两本《鲁迅作品选读》讲义,供开课之用。讲义并无严密的系统,只是二十多篇鲁迅作品讲析的分类编排。在山东师院“文革”前,鲁迅部分的教学并不进行单篇作品分析,而是插进中国现代文学史课作综合性讲述。此次由于是单篇分析鲁迅作品,要求讲清楚,讲深透,而面对的又是数百名随时会发问的学生,因而备课必须十分认真仔细,字词句篇都要讲明白是什么意思,丝毫不允许含糊其词,也根本无法回避任何难点疑点。这种教学需求和教学方式给我以极大的压力,促使我进入鲁迅作品的内部世界和情感深处,也促使我去认真阅读冯雪峰、徐杰、徐中玉、朱彤、许钦文等学者所写的单篇解析文章。薛绥之先生极为热衷、且相当熟悉这种教法,自然便经常向他求教,成为一起研究鲁迅作品的同伴。
1970年前后,响应毛主席读点鲁迅的号召,社会上开始出现鲁迅作品选读的本子。受此启发,我们编撰了《鲁迅杂文选讲》和《鲁迅小说选讲》两本书稿。前书选鲁迅杂文十八篇,每篇包括原文、注释、背景、试析、体会五部分,于1973年由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后书选鲁迅小说八篇,每篇分原文、注释、试解三部分,于1974年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这两本书是在我们原先编写的《鲁迅作品选读》的基础上补充修改而成的,其中一部分是薛绥之先生献出的个人成果。我作为教研组负责人,主持了两本书的编撰,并参与了全书的统稿、定稿。这两本书的编撰,使我对鲁迅有了更多的了解,并进一步熟悉和掌握了具体解析单篇作品的路子和方法。

    1976年,我们接受了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委托,注释《鲁迅集外集拾遗补编》(1927-1936年部分)。这几十篇作品需要新注和补注的东西很多,工作难度很大。我们注释组曾多次赴京沪杭等地查阅图书报刊资料,访问了戈宝权、楼适夷、孙用、许钦文、刘岘、李桦、李何林、林辰等前辈。这一工作前后持续了几年,对于我强化史料观念、讲究用词的准确精炼、培养扎实严谨作风,起了十分积极的作用。

    就这样,鲁迅作品的教学,鲁迅作品选讲的编撰、鲁迅佚文的注释,这三种现实需求,以其强劲深厚的力量把我推上了鲁迅研究的道路。在此后漫长的岁月中,鲁迅的伟大人格魅力、鲁迅作品博大精深的思想艺术魅力,鲁迅研究的曲折复杂历程及宝贵经验教训,日甚一日地吸引着我,薰陶着我,激励着我,成为我逐渐提升思想品格、不懈探求学术真谛的宝贵精神资源。

    不过,我的鲁研活动是在特殊的时代环境中进行的。此时,“文化大革命”的狂风暴雨仍在席卷中华大地,“左”的思潮理论仍在迷漫学界文坛。尽管我一向比较注意防“左”,但“左”的社会思想文化潮流仍给我的鲁迅研究以相当大的影响。其主要表现是学术政治化,即把鲁迅作品的讲解分析作为思想政治斗争的工具,联系现实斗争实践(所谓“批林批孔”,批判“四条汉子”等),开展“革命大批判”。在“左”的倾向的威压下,精神状态比较紧张,怕出差错,成为批判的靶子。出于政治安全的考虑,谨言慎行,追求稳妥;听组织的话,从众随大流,被当作最合用的选择。在这种情况下,学术研究所需要的独立自由精神,求异创新意识,就很难谈及了。然而,实践是推动思想发展、促进学术创新的强大动力。在上述两书的撰稿和统稿过程中,我日益深切地感受到,把鲁迅作品研究和当前现实斗争统统强拉在一起显得十分牵强,写起来十分费力,缺乏起码的可信性和说服力,觉得总搞这类东西实在没有意思。况且自己已至不惑之年,宝贵的生命老耗在这类事情上委实不值得,在学术事业上自己总得所建树呵!认识渐渐明确了,决心慢慢下定了,但从何处入手呢?当时的想法是:选取无政治风险、学术的创新较为显豁、自己又能把握得了的鲁迅作品难点进行探究,一篇一篇地做,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做。我当时认为这种构想是可行的,也是明智的。我做的第一篇研究是:《对<自嘲>若干问题的理解》,全文六七千字,刊发于《山东师院学报》1975年第一期。论文在全面把握以往研究状况的基础上,从诗题到各句的解释和全诗的思想及艺术特色,均提出了许多新的见解。评论者说:“本诗名曰自嘲,实则嘲人,即对国民党反动派进行嘲讽和抨击。”我以为这种解说是不准确的。细读全诗可以看出,自嘲就是以幽默的口吻和方式,叙说自己的境遇和心怀。对敌人当然有嘲讽,但居次要地位,而且不是直接怒斥和鞭挞,而是从述说自己的险恶处境和坚韧斗争中给敌人以侧击,显得既辛辣有力而又幽默风趣。寓庄于谐,严肃和幽默相结合,这是本诗最根本的风格特色,也是正确解读全诗各句的关键所在。这篇文章发表后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浙江、黑龙江等地的书刊很快予以转载和收入。这给我以不小的鼓舞。我认为这既可视为我的学术意识开始觉醒的标志,也可以视为我的鲁研之路的开篇,显示出我的“研究之研究”的学术模式的基本特色。此后,又接连发表了许多鲁迅单篇问题的解析和探讨的文字。我这些写于七十年代中期至八十年代初的文字,大都收在《鲁迅作品教学新探》(山东教育出版社1993年)一书里。

    我的学术意识的初醒,虽然开始于1975年,但步履缓慢而沉重。真正显示出理性的自觉程度的增强则是在1981年之后,伴随着思想解放运动的兴起,对“左”的思潮理论方法的日益深入的清算,我的鲁迅研究才更为鲜明地展现出新的面貌。摆脱了从属政治斗争的观念,进入了学术本体的探讨;摆脱了片面拔高的偏向,从鲁迅作品的实际内含进行分析评价,敢于指出鲁迅的缺点、弱点和局限性;摆脱了干巴巴的思想分析的套子,认真探讨鲁迅作品的艺术特点和审美魅力。这些变化和进步,集中体现在我1981年后所写的鲁迅作品研究中。感谢新的时代端正了我的学术研究方向,赋予我以新的学术胆识和学术活力。“文革”和“文革”前耗去了许多的宝贵岁月,如今总算赶上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获得了日趋良好的学术环境条件和生活工作条件。就这点说,我们这一代老学者也是非常幸运的,值得快慰的。
感谢时代把我推上了鲁迅研究之路,也庆幸自己选择了鲁迅研究。使自己得以在这块肥沃的园地里,不断吸取思想和学术的营养,激发创新的活力,进行生命的学术的跋涉,获得充实的人生。
奠基:单篇问题的解析


    我的单篇问题的解析文字,涉及的鲁迅作品大约有二十多篇,每篇所论述的问题数目不等,多的有七八个,少的仅二三个。若将八十年代初以前所写和九十年代初补写的,合起来约有好几十个问题。这里,我不想按篇目进行叙述,而拟依据问题的类型加以介绍,以便说明一些共同性的倾向性问题。

一、鲁迅作品单篇问题的解析,不少是基于对文学理论概念的理解的混乱。其中较为突出的是对主题(主题思想)和主人公两个概念的认识和把握。关于主题研究常见的几种偏向是:

1、求全并列,面面俱到,抓不到作品思想内容的核心和灵魂。如说《药》的主题是:“(一)是揭示群众的愚昧、落后、麻木;(二)是揭示辛亥革命的教训,指出没有发动群众,脱离群众而致使革命失败的悲哀;(三)是揭露封建统治阶级的罪恶;(四)是赞扬夏瑜的革命精神,鼓舞人们起来斗争。”此种理解混淆了主题思想和思想内容的区别,模糊了或一作品的特质。2、过于笼统,十分抽象,抹煞了每篇作品的独特构思和实际内涵。如说“《祝福》的主题思想是揭露封建社会吃人”等等。3、牵强附会,无限拔高,如说《奔月》的主题是:“通过羿和嫦娥、逢蒙之间的矛盾和斗争,论述革命队伍在行进中发生分化、改组现象,是阶级斗争的必然规律。”等等。在规范把握主题思想概念的基础上,我对《孔乙己》、《药》、《一件小事》、《社戏》、《祝福》、《奔月》、《记念刘和珍君》等篇的主题思想,进行了新的概括和阐释,力求使其切合鲁迅每篇作品的特定内容和鲁迅思想的本体实际。

    关于作品主人公问题,我亦遵循规范性理论的界定,认为作品的主人公是指文艺作品中着重描写的中心人物,是作品中构成矛盾冲突的主体,是推动矛盾冲突发展的主要动力。通过对作品人物相互关系及情节发展变化的分析,我论证了《药》的主人公是夏瑜而不是华老栓;《一件小事》的主人公是“我”而不是车夫;《故乡》的主人公是“我”而不是闰土;《社戏》的主人公是“我”而不是农民小朋友。我主张《一件小事》的主人公是知识分子,而不是工人,当时有位朋友曾表示担心,以为我这种观点和当时强调工农群众的主人翁地位不相一致,政治方向上有无问题,应该慎重加以考虑。但我思虑再三,觉得鲁迅就是这样写的,完全符合作品实际,就未作修改而发了出去。好在当时并末引起什么麻烦,算是侥幸的。

    文学理论概念范畴的科学性、规范性和共识程度,在不少方面影响着文学学科研究的发展。不端正不规范对诸多文学理论概念范畴的理解,鲁迅研究中的许多混乱现象将是无法清除的。

二、鲁迅作品单篇解析中的偏向,还表现在对人物形象实际内涵的揭示上。离开作品的实际描写,极力拔高工农形象的思想境界,曲解劳动群众的思想特质,由此进而去拔高前期鲁迅的思想高度,在当时成了相当普遍的做法。如认为《一件小事》里“车夫的行为,充分表现了工人阶级正直无私、光明磊落、负责到底的高贵品质,以及劳动人民的深厚的阶级友爱。这种精神品质,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具体表现。从车夫的形象中,我们看到了劳动人民的革命力量,看到了革命的前途和希望。”认为《社戏》“描写农家少年纯洁无私、质朴热情的高尚品德,说明作家在农民身上寻求革命力量,在农民子弟身上看到了未来的希望。”我通过具体分析,指出他们身上的这些高尚品德仍然属于劳动人民的传统美德,并不具有现代意义上的革命特质。鲁迅不是从革命动力和国家未来前途的角度来描绘劳动人民形象的。他当时还未获得对革命动力和革命前途的清晰的认识。离开鲁迅作品的描写实际,随意夸大和曲解人物形象的性格内涵和社会意义,这种倾向在对剥削阶级形象的分析中,同样有着极为突出的表现。如说《祝福》中的鲁四老爷是“封建四权(政权、族权、神权、夫权)的代表”,是“封建政权的化身”。说“他不但在经济上,政治上统治着鲁镇,而且他所宣扬的孔孟的反动思想也是整个鲁镇的统治思想。他的存在,就是所有像祥林嫂那样贫苦农民的痛苦的总根源”。这种分析显然背离了小说的实际描写,夸大了鲁四老爷的社会地位和实际罪恶,是“左”的倾向的一种表现。对稍后出现的低估鲁四老爷的社会地位和实际罪恶的说法,我也表示不赞成。此外,我还对《狂人日记》中的狂人、大哥,《孔乙己》中的孔乙己,《一件小事》及《故乡》中的“我,”《药》中的的华老栓、夏瑜,《祝福》中的柳妈,《阿Q正传》中的假洋鬼子,《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中的先生等人物进行了分析,表明了我对这些人物形象的思想内涵、历史真实性和社会意义的理解与评价。

三、如何认识鲁迅单篇作品的观点性质,也是时而发生的问题。许多研究者认为,鲁迅在《文学和出汗》中所说的“描写香汗”的是资产阶级文学,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描写臭汗”的是无产阶级文学,是为无产阶级服务的,前者是短命的,没有前途的;后者是最有生命力的,最有前途的;十九世纪后半期的英国小说从描写“香汗多”,发展到“很有些臭汗气了”,这就说明资产阶级文学在衰落,无产阶级文艺正在兴起,大有希望;对于原文中提到的影响英国小说的俄国文学,也认定是无产阶级文学。我从理论和英俄文学历史的结合上,通过仔细的辨析,指出了这类观点的失误。并从理论和方法论上说明了导致这种观点失误的原因及教训。对于《故乡》中所说的“新的生活,为我们所未经生活过的”,“文革”前有的主张是指“独立的,民主的资本主义的新中国;”“文革”时期及稍后更多的主张是指“没有压迫、没有剥削的无阶级社会即共产主义社会”。我认为前者讲低了;后者讲高了,都偏离了鲁迅的思想实际,曲解了鲁迅当时思想的真实状况,混淆了民主主义理想和社会主义理想的界限。

四、如何准确地评估鲁迅作品的历史地位和时代意义,亦是我发现的一个重要问题。长期以来,有这样一种似乎被视为公论的说法:《狂人日记》是鲁迅整个小说创作的总纲(有的称作“总序言”),鲁迅后来在其他小说中所要表现的问题,《狂人日记》都提出来了;鲁迅此后小说 的主题和人物,都是由这篇小说引申、生发出来的。我指出这种评价是不确切的。不仅鲁迅的《故事新编》无法包容在反封建的思想总纲之内,就是《呐喊》、《彷徨》中对资产阶级软弱性妥协性的批判,对小资产阶级思想弱点和个人反抗道路的批判,对劳动群众的歌颂,这些也不能说是由《狂人日记》引申生发出来的。他的小说的主题思想人物是丰富多样的。总纲论不仅无助于说明鲁迅的伟大,说明他的小说创作的丰富性和独创性,反而易于把单调、贫乏、危机同鲁迅小说创作联系在一起。本意在褒扬鲁迅,结果却事与愿违。而且这种观点无法科学地说明作家在几十年创作生涯中不断发展变化的真实情况,无法解释文学创作的演变历史。这种言过其实、过分夸张渲染、违背实事求是精神的倾向,在对鲁迅《一件小事》与同类作品的比较中,同样也表现出来。

五、审美艺术分析的薄弱,可以说是鲁迅研究中极为突出、又长期以来未能真正克服的缺点。我在上世纪九十所代初所写的文字中,曾就一些作品的艺术构思和结构艺术,永久的魅力,悬念和波澜,悲凉的格调,曲折跌宕的文思美,理趣美感等问题作些阐释。但仍属一般并不怎么精彩,可见解决这一问题难度之大。

    鲁迅单篇作品问题的解析,是我的鲁研的奠基。此项工作直接服务于教学,满足了大学教学之需;对于中学鲁迅作品教学亦有参考价值。当我看到自己的一些研究成果被教学参考资料所吸收所引用时,内心确有欣喜之感。而且作为学术研究先从微观性问题做起,打好基础,也是获得坚实品格之所需。现在不少学者在搞名著选读经典重释,或给本科生研究生开设类似课程,我从自己亲身感受中,深味其必要性和紧迫性。
深入:小说专题的探讨


    1980年起,为给恢复高考后的首届大学生(77级)开专业选修课,我的鲁迅研究便转移至小说专题的探讨。教了一遍又一遍,讲稿在增多,不断进行充实和调整。从1981年到1988年间,我先后发表多篇鲁迅小说研究的综合性论文。后经补充删改,于1989年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鲁迅小说研究》

    在本书的导论中,我用“由热情的战叫到深沉的探索”、“圆熟的技巧,深切的刻画”、“思想上的巨大飞跃,艺术上的趋于粗疏”这三个标题,来描述鲁迅从《呐喊》到《彷徨》到《故事新编》(后期)的思想和艺术的发展及演变。并具体阐释了其主要表现。我通过实际的阅读感受,发现后期《故事新编》在思想上虽有巨大的发展和升华,而总体观之艺术上并无明显的超越,反而在不少方面趋向于粗疏。说他的三部小说集是“芝麻开花节节高”,《故事新编》的成就和地位应该置于《呐喊》、《彷徨》之上,我以为是并不符合实际的。我还通过对鲁迅自评的辨析和对鲁迅后期文艺思想的审视,并联系左翼文学时期的社会文化思潮,进一步阐述了产生这种不平衡性现象的复杂原因及应引出的历史经验教训。
鉴于以往鲁迅研究中艺术分析的薄弱,我在此书中以较大的篇幅,就鲁迅小说的创作方法、艺术辩证法、心理描写、象征色彩、语言艺术等问题,展开了较为完整较为深入的综合性论述,发掘出若干的新意。关于《呐喊》《彷徨》的心理描写,我从方式的多样性、风貌的多样性、功能的多样性等方面,论述了其特点、成就及历史地位。又从构成方式、主要作用、突出特点,展开对《呐喊》、《彷徨》的象征性问题的综合探讨。对于《呐喊》、《彷徨》的语言艺术成就,则从“音乐美”(声响节奏)、“绘画美”(色彩)、“建筑美”(造型)这一新的角度剖析,亦给人以新鲜之感。《故事新编》的创作方法,历来说法不一。有的说是现实主义或革命现实主义的,只是有些作品富有浪漫主义的气息和色彩。有的说是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的相结合。我认为《故事新编》中的大部分作品是浪漫主义性质的,少部分作品则是现实主义性质的。由此进而指出,古今中外伟大作家的创作方法往往不是单一的。对鲁迅创作方法的研究必须冲破现实主义万能论、现实主义无所不包论的束缚,给浪漫主义以应有的历史地位。

    在本书第三编中,我还考察了鲁迅与中外文化的关系。我注意到以往对鲁迅与尼采的关系的研究,似乎存在两种不足:一是重异轻同,对鲁迅思想与尼采学说的相似相近处,存有禁忌,研究得比较粗略;二是大都从思想观点的直接对应中论及异同,而对尼采精神对鲁迅小说的人物构成、思维方式、情感基调的影响,特别是对鲁迅人格建构的影响则论述严重不足。本书从“人物形象体系的构思方式,重估一切的思维方式”、“悲凉孤独的情感色调,严峻决绝的精神特质”、“哲学的诗化,诗化的哲学”三个方面,论证了尼采和鲁迅小说的契合。并且强调由尼采影响所形成的那种悲凉、冷峻、决绝的情绪和精神特质,几乎贯穿了鲁迅的一生。应该从情感、气质、思维方式等深层心理结构和风格特质去把握作家所受的影响。对于弗洛伊德同鲁迅的关系,本书亦注意到精神分析学说对鲁迅小说的影响,这不仅仅表现在揭示人物心理活动的个别技巧方式方面,而且是或强或弱、或暗或显地渗透进鲁迅许多小说的创作活动中去了。对狂人、疯子、祥林嫂、陈士成、阿Q等一批具有创伤性精神分裂症状的人物的生动刻画,是鲁迅运用弗氏学说的一个成功的尝试。他对人物的潜意识的描写,正是寻到了进行人格心理剖析的最佳切入口。这不仅使人物的复杂巨变的精神性格展现得更真实更深切,而且对于增强小说的审美情趣和艺术魅力,也起着积极而又巨大的作用。
鲁迅小说专题研究作为我的鲁研活动的第二阶段,着意于对若干倾向性问题和薄弱点的探讨,以期有所匡正,有所增益,有所突破。我所采用的批评方法基本上是社会学方法,力求按照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去评述所面临的是是非非和学术疑难,使学术研究的批判品格、创新品格和求实品格与严谨品格能够达到一定的结合。但随着研究的深入,我日益强烈地感到自己的学术视野不够开阔,学术建构不够宏大,新的理论方法成果吸收得非常微弱。我正是带着这些学术的缺憾和迷惘,从1988年起又转移到文学史和文学史学的研究中去了。

拓展:建构宏大的格局


    我的鲁迅研究和文学史、文学史学研究常常是交叉或分阶段进行的。这固然有同类课题衔接不紧、不能直接连贯推进的缺点,但也有彼此启发、相互促进的优长。在构想和编撰《中国新文学发展史》、《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概论》之前和期间,我对自己的知识结构开始进行认真的充实和革新,理论意识方法论意识开始进行切实的强化和提升。以使单调、肤浅、狭窄等弱点能有所克服,在学术上作出新的开拓,获得某些宏大气象。当时我为自己提出了两个方面的要求:其一,抓紧读理论,人文社会科学的相关论著,都要有所涉及。通过阅读,我欣喜地发现,近二十年来人文社会科学的整体思路在拓展,学科的创新力度在增强,理论深度在加大,融汇趋势在加快,新兴交叉边缘学科在迅猛崛起。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如能积极借鉴吸收这些学术成果,将会极大地拓展鲁迅研究的思维空间,开掘出鲁迅研究的新的思想深度,并且有助于丰富鲁迅研究的话语术语。学术的开放性,智慧的融合性,经验的贯通性,是鲁迅研究焕发生命活力、获取创新机能的有力保证。其二,抓紧读方法论的书。1985年“新方法热”勃兴时期,我正忙于作其他课题(整理《鲁迅小说研究》书稿、构想编撰《中外文学名著读本》),对之并未给予较多的关注,所知不多,印象淡薄,并且有时还有些反感。从1988年起,为了探讨文学史和文学史学的研究方法,我才掉过头来认真阅读有关新方法问题的论著。我阅读后的印象是,新方法既有若干缺陷,更有许多长处;对之既不能盲目颂扬,生搬硬套,更不能一味排斥,妄言失败。而应该大胆地取其所长,为我所用,以激发革新创造的热情,拓展学术研究的领域,增多研究的视角,对研究对象作出新的阐释。而且作为严肃稳重的学者,对传统的研究方法也不应持简单的否定态度,而必须积极吸收其合理因素,最大限度地实施传统方法和新方法的有机整合。

    在经历了人文社会科学和新方法论著的阅读之后,我的精神为之振奋,视野为之开阔,甚至有时沉入兴奋和欣喜之中。正在这时(1995年8月),我去美国探亲,在那里待了近十个月。在这空闲甚多的时间内,我如饥似饿地读了不少海外出版的书刊,在开扩视野、思路创新,学术操作诸方面受到很大启发。但也看到一些颠覆和解构鲁迅的书刊,颇不以为然。特别是看到著名学者余英时先生说,在近现代中国的文化演进中,鲁迅只是进行革命,进行批判,只会破,不会立;只会破坏,不会建设,“不但是反中国的传统,也反对西方的东西”,“他没有正面的东西,正面的东西什么都没有”。“他没有一个积极的信仰,他要代表什么,他要中国怎么样,他从来也没说过,尽是骂这个骂那个的。”(1)更使我感到十分惊讶。此时,海外告别二十世纪、迎接新世纪新千年的呼声极为响亮,也促使我明晰了历史的反思意识,其中包括:如何从历史的发展中认识鲁迅的贡献和地位,他比他的前人究竟提供了哪些新的东西;如何评估二十世纪的鲁迅研究,它有哪些成就和不足,经验和教训,怎样在既有的基础上开创二十一世纪鲁迅研究的新局面?从我自己的角度说,此时年龄已过耳顺(我生于1934年10月),能否在身体尚好,学力尚健时再作一搏,以展示学术生命的风采,为鲁迅研究再作点什么?时代现实的需求,理论方法论的启示,历史反思意识的强化,再一次激发起我强烈的学术建构的欲望,我决心再进行一次新的学术跋涉。

    1996年夏我回国之后,开始认真地梳理上述的感受和思路,汇集诸多的学术领悟和成果,力求构想一个较好的课题方案。我清醒地认识到:鲁迅是一个伟大、丰富而又复杂的存在,是百科全书式的人物。对于这样一位文化巨人要获得全面的体认,必须打破单一偏狭的局限,积极吸收人文学科的理论和方法成果,以历史的眼光和尺度,从多维视野进行宏观性的综合文化观照,重新审视鲁迅在众多文化领域内的杰出贡献及历史地位。这就要求建构一种宏大的学术格局,其关键之点是设计出一个宏阔博大而又紧密联系的框架结构。经过近三年的反复思考和教学实践,在听取许多学者朋友的意见的基础上,终于在1998年确定了一份写作大纲。为了更好更快地完成本课题,特邀请了国内二十余位专家学者参与撰稿,刘增人、谭桂林教授参与主编(他们二位是我的学生,也是我的学友,在不少方面给我以深切的关心和帮助,我们合作得很愉快很默契)。老中青三代学者的力量智慧的整合,有效地完成了这项格局宏大的学术论著的编撰。《多维视野中的鲁迅》长达百万字,于2002年1月由山东教育出版社出版。

    “导论:多维视野中的文化巨人――世纪之交鲁迅新论”,阐述了鲁迅的基本特质和本书的总体视角(文化),论证了人文学科理论、方法、历史三者实施整合的重要意义及操作原则,提出了本书框架建构的总体设想。“结语   21世纪的鲁迅研究预想”,则是运用未来学的理论方法,对新世纪的鲁迅研究前景进行总体性的前瞻。书稿的主体部分为三编。“上编人文学科理论中的鲁迅阐释”,从哲学、心理学、伦理学、思维学、宗教学、主题学、艺术学、编辑学等八个视角,对鲁迅的思想文化世界进行探讨;“中编   人文学科方法的鲁迅解读”则是从社会学、传记学、心理学、比较文学、叙述学、象征论、接受学等七个视角,对鲁迅作品进行解析:“下编   人文学科历史中的鲁迅评估”,又从文体史、批评史、美学史、翻译史、汉语史、学术史、文化史等七个视角,对鲁迅进行历史定位。每一个视角紧紧围绕所设计的核心,既有对研究历史的回顾与总结,又有新的深入与拓展,力求在学术的广度、深度、高度和力度方面有所创获。评论者说本书“突破了以往单一切入的研究局限,将鲁迅研究推向一个深化、综合的新阶段。”“新颖的体例,庞大的框架体系,使本书成为鲁迅研究史上一项庞大的学术工程。”(2)“承前启后,大气磅礴”(3),堪称“鲁迅研究的世纪性总结”(4)。

    当然,作为本书的设计者和主要主持人,出书之后,我的内心是存有遗憾的。由于撰稿人发生变故,原规划中“鲁迅生平成就的人才学阐释”、“鲁迅文化批评的人类学阐释”两章没能完稿,损害了本书的完整性。个别章内容显得单薄一些。不过总体观之,本书重在实施突破性的学术增值,而不刻求完美无瑕,臻于极致。我以为这一预想基本上还是实现了的。不知这一学术评估确切否?


结语:自我特色的追求


    创新是学术的生命。建构自我特色是我孜孜不倦的学术追求。通过三本书的编撰,我着意于探求“研究之研究”的学术模式。即运用求异创新思维,通过对研究历史和现状的考察,了解相关鲁迅研究课题的成就和高度,以此作为自己研究的起点;发现相关鲁迅研究课题中存在的问题(包括空白点、薄弱点、分歧点、偏颇点),以之作为自己研究的突破口,通过对若干存在问题的探讨,实现学术的开拓创新,达到学术增值的目的。我体会“研究之研究”模式的运用,能够使学术研究更具有针对性,避免搞重复劳动,更清晰地展现自己学术研究的开拓创新点。为了适应“研究之研究”的学术成果的表达需要,我有意识地强化论著的论辩性,把自己持有异议、有所补正的,和自己所主张所支持的观点,诚诚恳恳、朴朴实实、明明白白地表述出来。“真理是由争论确立的。”学术争鸣是推动学术发展繁荣的强大动力。我坚信“在相互切磋琢磨的过程中,大家如果都能赤诚相待,无所顾忌,无所戒备,不仅有助于问题本身的探讨,也会促进学术界的友谊和团结(5)”。对于我的上述追求,学界的朋友已有所体察,并予以首肯。“确实,在这部论辩创新十分强烈鲜明的鲁迅研究专著中,我们能够感受到一种真正的学术争鸣所需要的平等、严肃、真诚、互相理解与尊重的情感态度与理性精神。”“在学术研究中,论辩往往是作为一种手段出现在论证过程中的某些环节上,象冯著这样把论辩作为著述宗旨,作为一种基本精神自始至终地贯穿于全书的论证过程中,在与各种不同观点的论辩中开拓新的课题,提出新的见解,这在整个鲁迅小说研究的发展史上不能不说是别开生面的”(6)。在学术的开拓创新中,无论是对不同观点提出异议和论辩,还是对自己的立论进行论证和阐释,我都力求从实际出发,有根有据地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和评断,体现求实、辩证和严谨相结合的品格,以增强论著的朴实性、坚实性和说服力。对于上述这种追求,学界朋友评论说:本书的文风“可以‘朴茂’二字概括。朴者,朴实平易之谓也。有一说一,有二说二,不故弄玄虚,作惊人之论,不搞花拳绣腿;不论阐发什么问题,都是直截了当,一语破的。这样,作者与读者之间了无阻隔,破除了接受方面的障碍。所谓茂,是说笔致强旺畅达,文足意达。通观全书,思路清明,意富词丰,文笔通畅,全无艰涩枯窘的感觉。即使涉及较抽象的理论处,也能顾盼自如,文思清通。朴与茂结合起来,使得这书中气充足、结结实实,颇有分量感,且又平易顺畅,易于接受。”“尽管行文没有多少华彩,然而确切有力;朴而不鄙,茂而能约。”(7)

    我理解朋友们的评说带有溢美和鼓励的成分,但他们也确实看准了我对自我学术特色的追求。不过,我深知,所谓追求仅是表示一种目标和方向,一种渴望和期待,实际自己并没有达到那样高的程度。前前后后、断断续续搞了那么长时间的鲁迅研究,成果竟是如此之一般,想起来,颇有些汗颜。而今我之所以愿意回眸已经逝去的鲁研岁月,乃系因为自己已过古稀之年,想借助于历史的反顾,咀嚼那曾经经历过的生命存在,领悟其中艰难跋涉、孜孜探寻的况味,借以反映时代和学术变迁的一点眉目,获得自我心灵的些微充实和慰勉。如此而已。

                                      2005年12月28日
                                        于青岛大学

注释:
(1)转引自袁良骏《为鲁迅一辩一与余英时先生商推》,《鲁迅研究月刊》1995年第9期。
(2)姜振昌、周巨:《走向整合型的鲁迅研究》,《鲁迅研究月刊》2002年第4期。
(3)崔云伟:《承前启后   大气磅礴》,《青岛大学报》2002年7月1日。
(4)唐锡光:《鲁迅研究的世纪性总结》,《中华读书报》2003年5月21日。
(5)冯光廉:《结语:期待着鲁迅小说研究的不断深入》,《鲁迅小说研究》第373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年。
(6)三木:《论辩中的开拓与求实中的创新》,《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1年第2期。
(7)宋益乔:《论从史出   论从己出》,《山东师大学报》1991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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